一、盜寶緣由

1928 年，孫殿英部隊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這個時候，他的部隊看似有了國民政府的編制，實則只是 “掛名而已”—— 南京國民政府剛完成形式上的南方統(tǒng)一，財政空虛，對非嫡系的雜牌軍向來采取 “放任自流” 的態(tài)度，不僅不撥付正式軍餉，甚至連最基本的糧食、彈藥都不供應(yīng)，孫殿英的上萬部隊，從根上就被南京政府 “拋棄” 了。

在這種情況下，孫殿英知道，如果自己不籌措軍餉，手底下的士兵必然嘩變，自己所有的積攢將一夕化為烏有。

那個時候，像他這種雜牌軍隊里大部分都是土匪，這些人可是有錢就是爹，為了維持自己的隊伍開支，繼續(xù)保持自己的軍事力量，孫殿英決定盜掘清陵。

但是七月份，盜墓之事就曝光，溥儀聯(lián)合滿清宗室、各界名流向南京國民政府施壓，不得已情況下，蔣介石開啟軍事法庭要審判孫殿英。

二、蔣介石為何害怕施壓？

蔣介石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首腦，清朝已經(jīng)覆滅，為什么害怕一個已經(jīng)覆滅王朝余孽的施壓？

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當(dāng)時南京國民政府是 1928 年中國唯一的「合法中央政權(quán)」，負有保護清室陵寢的法理責(zé)任。

1912 年清帝退位時，南京臨時政府與清室簽訂了《清室優(yōu)待條件》，這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xié)議，其中明確約定：“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shè)衛(wèi)兵，妥慎保護”。此后北洋政府雖幾經(jīng)更迭，但始終遵守這一約定，為清東陵、清西陵配備衛(wèi)兵守護；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擊敗北洋軍閥，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統(tǒng)一，成為《清室優(yōu)待條件》的法定繼承者，自然也承擔(dān)著 “保護清室陵寢” 的責(zé)任。孫殿英作為國民政府序列下的軍隊（彼時孫殿英歸屬于蔣介石麾下的第六軍團），公然盜掘皇陵，本質(zhì)是國民政府 “治軍無方”，違反了法理約定。

如果此時蔣介石不審判孫殿英，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否認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時也承認了自己治軍無方，約束不了手底下的人，是無能的表現(xiàn)。

第二：蔣介石害怕盜案引發(fā)政權(quán)崩塌危機

①不想失去民心。1928 年 7 月東陵盜案曝光時，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正處于最脆弱的階段：1928 年 4 月，蔣才發(fā)動 “二次北伐” 擊敗北洋軍閥張作霖，同年 12 月張學(xué)良才宣布 “東北易幟”，盜案發(fā)生時，南京政府僅完成了形式上的南方統(tǒng)一，北方仍被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軍閥掌控，黨內(nèi)還有汪精衛(wèi)等政敵伺機發(fā)難，此時財政空虛、軍心渙散、民心未附。

而東陵盜案不僅涉及皇陵被盜，更涉及軍隊公然犯法、尸身受辱，這種突破人倫和法律底線的行為，直接引起了全國性的輿論譴責(zé)，如果不處理，全國人民一定會倍加職責(zé)，失去原本就渙散的民心。

②需要士紳等階層支持，不想失去北方。溥儀聯(lián)合的不僅是滿清宗室，還有大量北洋遺老、傳統(tǒng)士紳和地方鄉(xiāng)賢—— 這些人雖無軍權(quán)，但卻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 “中堅力量”，在地方治理、輿論引導(dǎo)、社會穩(wěn)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南京國民政府作為新興政權(quán)，本就與傳統(tǒng)士紳階層存在隔閡，而東陵盜案讓這些人徹底站到了蔣的對立面：他們將盜陵視為 “對傳統(tǒng)禮教的踐踏”，認為南京政權(quán) “離經(jīng)叛道、不可信任”。若失去這部分人的支持，蔣的政權(quán)將在北方社會徹底失去立足之地，而北方本就是閻錫山、馮玉祥的勢力范圍，無異于 “把北方拱手讓人”。

蔣介石此時必須通過徹查盜案，向傳統(tǒng)士紳階層示好，挽回他們的信任 —— 哪怕只是表面功夫，也能避免這部分勢力與地方軍閥勾結(jié)，加劇北方的動蕩。

三、為何11年之久

在這種高壓情況下，如果處理不當(dāng)，孫殿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他只是一個小軍閥，蔣介石如果非要弄死他，簡直跟捏死一只螞蟻一般，所以他思前想后，決定拿錢消災(zāi)。

他把盜墓所得的朝珠、夜明珠、翡翠西瓜等送給了宋美齡、宋子文等人，但唯獨九龍寶劍沒有送出去。

而11年后，他才將九龍寶劍交給戴笠，讓戴笠轉(zhuǎn)交給蔣介石。

按理說當(dāng)時孫殿英就可以把九龍寶劍給蔣介石，為什么非要等到11年后？

其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太過敏感。

盜寶剛曝光，九龍寶劍太過敏感，送劍等于 “自錘罪證”。九龍寶劍并非普通珍寶，而是乾隆皇帝的陪葬御用品，刻九龍、嵌寶石，是皇權(quán)象征的國寶級文物，它的出現(xiàn)本身就是孫殿英盜掘皇陵的 “鐵證”。此時若將九龍寶劍拿出送給戴笠，無異于主動向外界承認 “自己盜走了核心皇陵文物”，不僅會讓軍事法庭的調(diào)查無法敷衍，還會讓蔣介石因 “收受贓物國寶” 陷入更大的輿論危機。

這個時候，對于九龍寶劍，蔣介石既不敢收，孫殿英更不敢暴露這柄劍的存在。因此他只能將九龍寶劍秘密藏匿，僅拿出夜明珠、翡翠西瓜、普通珠寶等 “次一級珍寶”，這些寶物雖貴重，但無 “皇權(quán)象征” 的特殊屬性，既可以堵住高層的嘴，又不會成為 “實錘盜墓” 的致命證據(jù)，是彼時最穩(wěn)妥的 “行賄選擇”。

第二、主要是戴笠權(quán)力不夠大，給不了太多

孫殿英把自己盜墓所得送給宋美齡等高管，是需要中間人的，他自己沒這個人脈，而這個中間人就是戴笠，但是，戴笠這個時期權(quán)力不夠大，在蔣介石面前的話語權(quán)不夠重，把九龍寶劍拿出來給戴笠，戴笠允諾不了太多東西。

1929 年時，戴笠還只是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的中層干部，尚未組建軍統(tǒng)，在蔣介石集團中話語權(quán)有限，此時他能為孫殿英做的，只是 “疏通司法程序、拖延審判”，遠達不到 “為孫殿英爭取軍權(quán)、提供長期庇護” 的程度。對孫殿英而言，九龍寶劍是 “終極政治籌碼”，要送就必須送給 “能真正決定自己命運的人”，或通過 “最核心的中間人” 送到蔣介石手中。

這個時候送這么貴重的禮物，顯然有些浪費。

第三、孫殿英想以九龍寶劍為退路。

從 1928 到 1939 年，他始終在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張學(xué)良等各方勢力間反復(fù)搖擺，核心目的是 “保住自己的軍隊和地盤”：

1930 年中原大戰(zhàn)，他先投靠閻錫山、馮玉祥反蔣，后又倒戈向蔣；

1933 年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蔣介石擔(dān)心孫殿英加入，才讓戴笠拉攏他，許以察省主席職位；

1936 年西安事變后，孫殿英又一度與西北軍、東北軍聯(lián)絡(luò)，觀望局勢。

對這樣的 “墻頭草” 而言，九龍寶劍是他留給自己的 “終極退路”：如果與蔣介石集團鬧翻，他可以拿著這柄劍投靠其他勢力（如閻錫山、甚至日偽），作為 “投名狀”；如果始終留在蔣系，這柄劍則是 “深化與核心靠山關(guān)系” 的最后底牌。

第四、生死關(guān)頭

1939 年是孫殿英一生最艱難的生死關(guān)頭，也是他必須送出九龍寶劍的核心契機。

此時他駐軍豫北林縣，身處日軍、國民黨軍、八路軍三方勢力的夾縫中，處境岌岌可危：

日軍不斷威逼利誘，要求其投降，否則將出兵剿滅；

蔣介石對他始終心存猜忌，僅給予 “暫編第五軍” 的虛名，不撥付軍餉、武器，讓其 “自生自滅”；

八路軍在豫北開展游擊戰(zhàn)爭，孫殿英的地盤不斷被壓縮，雙方摩擦頻發(fā)。

此時的孫殿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蔣介石，

所以他這個時候才打算把九龍寶劍給戴笠，讓戴笠轉(zhuǎn)交給蔣介石。

他不親自交給蔣介石，也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他沒這個機會，蔣介石豈能是他相見就見的？

所以他只能通過戴笠。

此時的戴笠是蔣介石最信任的特務(wù)頭子，既可以向蔣介石為他爭取軍餉、武器、正式編制，又能通過軍統(tǒng)的情報網(wǎng)絡(luò)，為他提供日軍、八路軍的動向，甚至在他與蔣介石產(chǎn)生矛盾時，為他 “說好話、打掩護”。

而這個時候，這把寶劍交給蔣介石，蔣介石也敢收了。

因為1939 年已是抗戰(zhàn)時期，全國輿論的焦點是 “抗日”，對 11 年前的東陵盜案關(guān)注度大幅降低，此時送出九龍寶劍，政治風(fēng)險遠低于盜寶初期，蔣介石和戴笠也無需再擔(dān)心 “輿論反噬”。

所以這就是為何孫殿英盜寶11年后，才將九龍寶劍轉(zhuǎn)交給蔣介石。

只是很可惜，九龍寶劍最終也沒能到蔣介石手里。

1939 年孫殿英將九龍寶劍交給戴笠后，戴笠本計劃親自將劍送往重慶，交給蔣介石，但因當(dāng)時抗戰(zhàn)局勢緊張，豫北到重慶的路途兇險，戴笠便將劍交給自己的親信馬漢三暫時保管，待時機成熟再轉(zhuǎn)交。

不料馬漢三見寶起意，將九龍寶劍私藏，后又為了保命，將劍送給了日偽特務(wù)頭子川島芳子；直到 1945 年抗戰(zhàn)勝利，戴笠抓獲川島芳子，才追回這柄劍，此時距離孫殿英贈劍已過去 6 年。

1946 年 3 月，戴笠攜帶九龍寶劍乘飛機前往南京，準(zhǔn)備將劍正式交給蔣介石，卻在南京岱山遭遇飛機失事，機毀人亡，九龍寶劍也隨飛機殘骸焚毀，僅剩燒焦的劍柄和劍鞘，這柄象征皇權(quán)的國寶，最終落得 “劍毀人亡” 的結(ji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