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大法官將這一現象定性為“令人震驚”且“絕非必要”。這一表態(tài)不僅揭示了人工智能潛藏的風險，更觸及了更深層次的職業(yè)操守問題。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人工智能技術本身，而在于從業(yè)者對生成式輸出的盲目信賴。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可以減少常規(guī)性工作，成為法律研究的助力。不加甄別地依賴人工智能生成的產物——包括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判例引用，即法律界常說的“幻覺”現象——正成為司法的隱患。

印度法院并非首次遭遇此類亂象。去年11月，提交至最高法院的一份答辯狀被發(fā)現引用了完全虛構的人工智能生成判決。無獨有偶，孟買高等法院曾指出，一名所得稅評估官員所依據的司法裁定事后被證實純屬虛構。在卡納塔克，據報道甚至有初審法院法官在撰寫判決書時，采納了由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假判例。

這些事件清晰地表明，法律幻覺并非律政界的專利，任何將人工智能輸出視為權威而不加驗證的權力機構都難以幸免。

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個全球性現實：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雖然功能強大，但其設計初衷并非可靠的法律數據庫，必須經過人工校驗。

國際司法界的應對措施主要分為兩類。首先，法院對提交未經驗證的人工智能材料的律師施以罰款或制裁。專業(yè)機構與法院開始發(fā)布指導意見，包括要求律師簽署證明書，確認未曾使用人工智能，或在使用人工智能后已由人工對內容進行了獨立驗證。

目前，印度尚缺乏關于在法院訴狀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綜合指南。雖然最高法院發(fā)布了白皮書，喀拉拉等高等法院也采取了積極步驟，闡明了涵蓋行政與技術融合的宏觀人工智能政策，并敦促在依賴人工智能工具前保持審慎。印度仍需要來自多個機構參與者的全面回應，包括建立必要的震懾機制。

首要責任在于辯護律師。提交虛構的判例，即便由于人工智能誤導所致，也絕非單純的技術疏失。

這實質上構成了一種不公平競爭，違反了辯護律師對法庭負有的基本義務。在最高法院的語境下，這種義務對于專門負責備案訴狀的記錄律師而言更為重大。記錄律師制度的存在，正是為了確保提交給法庭的每一份材料都具備一層責任背書。

如果人工智能的“幻覺”進入了法庭記錄，那么這種失敗本質上不是技術性的，而是監(jiān)督性的。因此，建立有效的懲戒機制刻不容緩。同時，印度律師理事會及其他法律行業(yè)監(jiān)管機構必須為從業(yè)者和法學學生制定結構化的負責任使用指南。

解決之道不在于簡單的禁止，而在于專業(yè)的培訓——即讓法律從業(yè)者充分理解人工智能工具的局限性，尤其是虛假引用的風險。

這其中同樣存在機構層面的因素。法庭有時會受理起草不當的訴狀，而不堅持要求其符合既定的陳述標準，這在無形中降低了對嚴謹性的要求。關于訴狀起草的法律規(guī)定——即要求案由清晰、事實具體、理由明確——其存在自有其深意。

如果這些規(guī)則能得到一以貫之的執(zhí)行，無論是由人類還是由機器生成的膚淺寫作，都將受到自然的阻嚇。

斯瓦普尼爾·特里帕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