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意大利萊科?。↙ecco）瓦萊塔布里安扎（Valletta Brianza）和圣瑪麗亞奧埃（Santa Maria Hoè）地區(qū)35歲的加布里埃萊·格羅薩（Don Gabriele Gerosa）副本堂神父，決定暫停其司鐸職務的履行。這一決定已獲得其直屬上級主教的同意，并已向堂區(qū)信眾正式公布。

據(jù)當?shù)亟虝矫娼榻B，格羅薩神父的這一決定并非倉促之舉，而是在與教區(qū)充分溝通、協(xié)商一致后作出。面對信眾的關切詢問，格羅薩神父本人僅以“個人原因”作出簡要說明。與近期一些類似事件不同，此事并未引發(fā)公開爭議或媒體炒作，他選擇以相對低調的方式暫別牧靈崗位。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暫停了堂區(qū)的日常教務工作，格羅薩神父仍將繼續(xù)從事宗教教育工作，這也將成為他目前唯一合法的收入來源。

對當?shù)匦疟姸?，這一消息無疑令人感到震動。負責向堂區(qū)宣布這一決定的，是圣安東尼奧·阿巴特（Sant’Antonio Abate）牧靈團體的負責人加布里埃萊·拉扎拉（Don Gabriele Lazzara）神父。他在上周日的主日彌撒中，以簡短而克制的方式向全體教民通報了相關情況。

多位教民表示，格羅薩神父在當?shù)匾恢鳖H受愛戴，尤其深得年輕人歡迎。他性格隨和、樂于傾聽，同時還是一名熱衷體育活動的司鐸，這使他能夠自然地融入青年群體。他的突然離開，讓許多早已習慣在祭臺和堂區(qū)活動中看到他身影的信眾感到措手不及。

從個人經(jīng)歷來看，格羅薩神父的人生軌跡在當代意大利司鐸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時也帶有鮮明的個人背景。他出生于蒙扎和布里安扎省的韋達諾阿爾蘭布羅（Vedano al Lambro）。在26歲進入修院之前，他曾是一名法律專業(yè)的大學本科生。經(jīng)過較長時間的圣召分辨與培育，他于2023年6月10日晉鐸，正式成為司鐸。目前所擔任的堂區(qū)職務，正是他晉鐸后的首個牧靈任命，至今不過兩年。

格羅薩神父的個案并非孤立現(xiàn)象，也再次引發(fā)了意大利教會內部關于司鐸圣召穩(wěn)定性的討論。就在數(shù)周前，被媒體稱為“網(wǎng)紅神父”的阿爾貝托·拉瓦尼亞尼（Don Alberto Ravagnani）亦以“個人原因”為由選擇離開司鐸職務，并通過社交媒體公開說明，由此引發(fā)了廣泛社會關注。據(jù)其本人披露，他已致信教宗，請求免除圣職，并坦言獨身生活帶來的現(xiàn)實壓力：“我渴望建立家庭，成為父親。”

事實上，早在2012年，該牧靈團體的另一位司鐸馬里奧·邦凡蒂（Don Mario Bonfanti）也曾離開司鐸職分，隨后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并最終加入了其他基督教派。

此外，該堂區(qū)歷史上還曾服務過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以公開反對北方聯(lián)盟和貝盧斯科尼而知名的“抗議神父”喬治·德卡皮塔尼（Don Giorgio De Capitani）。他最終因持續(xù)以激烈言辭批評教會權威與政治人物，而被解除牧職。

若將這些個案置于更長時段的歷史背景中觀察，其意義更為凸顯。根據(jù)梵蒂岡電臺的歷史資料，自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結束后的約二十年間（1965—1985），全球范圍內約有7萬至8萬名司鐸離開職務，其中僅意大利就約有8000人。當時的研究普遍認為，這一“司鐸危機”成因復雜，既包括司鐸社會角色的變化、對教會圣統(tǒng)制的不同理解，也涉及人性情感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以及部分人對自身被視為“特權階層”的排斥感。

進入21世紀，這種結構性挑戰(zhàn)并未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持續(xù)顯現(xiàn)。近年來，意大利司鐸因各種原因離開牧職崗位的消息屢見報端。2025年1月，伊斯基亞島（Ischia）的安東尼奧·斯卡拉（Don Antonio Scala）神父因與一名已婚教區(qū)居民發(fā)展情感關系，辭去了所有教會職務，并公開表示：“這是上帝賜予的生命經(jīng)驗，我們無法自欺。”同年9月，擁有數(shù)萬名追隨者的“網(wǎng)紅神父”萊昂納多·瑪麗亞·蓬佩伊（Leonardo Maria Pompei），因拒絕遵守主教命令，持續(xù)在社交媒體直播并公開反對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最終被拉蒂納教區(qū)處以“中止圣職”的紀律處分。

與此同時，意大利教會正面臨更為嚴峻的“圣召荒”。教宗方濟各在2024年5月的一次公開接見中，曾明確表達對“意大利圣召嚴重不足”的憂慮。相關統(tǒng)計顯示，過去半個世紀內，意大利修生人數(shù)已減少逾半：1970年尚有6337人，而到2019年僅剩2103人。為緩解這一趨勢，越來越多教區(qū)開始接納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外籍司鐸，以維持堂區(qū)的基本牧靈運作。

2024年4月，方濟各甚至決定，未來不再為包括佛羅倫薩、都靈、米蘭在內的多個重要意大利教區(qū)自動授予樞機主教銜，而是更傾向于提拔具有基層牧靈經(jīng)驗、甚至長期從事海外傳教工作的司鐸出任主教。這一取向，被普遍解讀為教會治理結構正在經(jīng)歷一場深層調整。

回到格羅薩神父本人，他此次選擇“自?！彪m令當?shù)匦疟姼械酵锵?，卻也可能是意大利教會現(xiàn)代轉型過程中難以回避的陣痛之一。截至目前，有關他未來的具體安排尚未對外公布。按照教會現(xiàn)行規(guī)范，“自?！蓖ǔ１灰暈橐环N臨時狀態(tài)，旨在為當事司鐸提供反思與再分辨的空間。在此期間，他仍保留宗教教師身份，這也表明他并未完全脫離信仰與教會團體的生活。

從神學層面看，在圣秩圣事的理解中，司鐸被視為“另一基督”，其存在論意義上的身份改變具有不可逆性。然而，這一“另一基督”始終生活在具體而有限的人性之中?！笆ナ滦陨矸荨迸c“經(jīng)驗性自我”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每一位司鐸最根本、也最脆弱的個人處境。這種張力的真實重量，往往超出外界的想象。

教會歷史中，確實存在一些極端而沉默的結局——那些因無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棲身之所、最終選擇結束生命的司鐸。這一事實鮮少被公開談及，卻始終潛伏在歷史的陰影之中。

如果我們承認道成肉身的基督曾真實經(jīng)歷人性的全部，就不能否認，這份人性經(jīng)驗本身亦具有其神圣性。理解司鐸，并非將其神化，也不是將其貶損，而是既看見祭臺上的人，也看見祭臺之后的人。

或許，唯有當教會能夠以同樣的慈悲與現(xiàn)實感，去接納司鐸們所共同承受的“普遍個人處境”時，那些關于圣召、獨身制與生活方式的沉重討論，才不再只是立場之爭，而能逐漸轉化為真正的相遇與同行。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