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資本主義重拾殖民主義的野蠻手段時，我們需要穿透其宣傳機器的迷霧，重新審視那些對人民最具壓迫性的體制性特征。

這種雙重媒體操作既掩蓋了屠殺的血腥，又用各種概念為殖民征服披上合理的外衣，仿佛征服者是在追求某種被征服者從未認同的“更高尚目標”。

首先必須祛魅的是所謂“殖民地民主”。殖民地從未存在過類似民主的制度，它們處于征服者的鐵腕統(tǒng)治之下，對遭受殘酷鎮(zhèn)壓的民族毫無讓步可言。波赫提醒我們，英國在摧毀印度制造業(yè)的過程中，一方面取消英國紡織品的關稅，另一方面卻對印度產品銷售豎起貿易壁壘，這種雙重標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其次是殖民統(tǒng)治下系統(tǒng)性的直接與間接暴力。1846至1847年間的愛爾蘭大饑荒——史稱“愛爾蘭浩劫”——導致800萬人口中約有100萬至200萬人死于饑荒及其后遺癥。當其他同樣遭受馬鈴薯瘟疫侵襲的歐洲國家暫停糧食出口以保障國內供給時，英國不僅未采取此舉，反而利用饑荒推行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

這一歷史事實印證了娜奧米·克萊因提出的“休克療法”理論：利用災難作為推行掠奪性政策的契機。時至今日，主流媒體仍在粉飾這類災難，或詆毀受災民眾，或歌頌那些所謂帶來“進步”的殘酷措施。

第三個維度涉及反人類罪行。僅在1880至1920年間的印度，饑荒與極度貧困就導致2億多人口中約1億人死亡。而在十年前的孟加拉邦，饑荒更是奪走了三分之一人口（約1000萬人）的生命。

拉丁美洲人民，特別是原住民和黑人族群，對這段歷史有著切膚之痛——我們的大陸曾遭受真正的種族滅絕，非白人族群幾近滅絕。

第四個常被忽視的手段，是利用囚犯作為勞動力壓榨人民，這在英國的殖民實踐中尤為突出。數(shù)據(jù)極具說明力：在1776之前的三十年里，抵達馬里蘭的移民中每四人就有一人是罪犯；1840年，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南部）半數(shù)人口是囚犯。1788至1868年的八十年間，共有16.2萬名罪犯被流放至澳大利亞，“被驅逐去肆意屠殺原住民”。

雖然波赫未直接提及，但昔日將囚犯作為殖民企業(yè)尖兵的行徑，與當今毒販在國家縱容下攻擊社會運動和反抗力量的現(xiàn)象，實則異曲同工。

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若無司法系統(tǒng)、武裝力量或各級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龐大的毒品販運網(wǎng)絡根本無法生存與擴張。

另一方面，事實證明我們正面臨一場比傳統(tǒng)殖民主義更為復雜的社會工程：其目的是將毒販的暴力矛頭對準那些反對現(xiàn)行體制的人。

在整個拉丁美洲，毒販攻擊社會運動及其領導人的模式看似起源于哥倫比亞，但這絕非偶然。這種將犯罪暴力導向基層運動的能力，正在摧毀人民的抵抗力量，并通過所謂的“禁毒戰(zhàn)爭”為鞏固資本主義統(tǒng)治提供了無價的助力。

面對這一嚴峻現(xiàn)實，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莫伊塞斯在2025年8月的“種子論壇”上的發(fā)言發(fā)人深省。

他指出，許多底層毒販與反抗者一樣身處貧困，底層民眾之間的相互殺戮毫無意義。面對如此迫在眉睫且令人痛心的現(xiàn)實，我們亟需展開深入討論，以確立應對這一復雜局面的戰(zhàn)略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