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武懷讓同志，可能很多讀者會感到比較陌生，但在我黨歷史上，他卻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是我黨首批黨員之一，曾擔任過臨時中央軍事部部長、臨時中央軍委書記、中央執(zhí)行局保衛(wèi)部部長、共產國際監(jiān)察委員等要職。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年紀輕輕就身居要職、前途無量的優(yōu)秀革命戰(zhàn)士，卻在赴蘇開會期間不幸遇害，年僅37歲。

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其幕后兇手竟是王明、康生。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武懷讓，河南孟州人，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其自幼天資聰慧、勤奮好學，在校期間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4歲時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開封一中就讀。

除了學習成績優(yōu)異外，武懷讓還是一個思想進步的新青年。1915年12月，袁世凱復辟稱帝的消息傳來，他當即在班會上痛斥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之舉。之后，他又積極組織學生，在校園里張貼各種“反袁”標語。

1916年，武懷讓考入河南福中礦物學校就讀。該校是英國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合組為‘福中總公司’后開辦的，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中外合資的私立工科高等學校和礦業(yè)高等學校。然而，這所原本為了培養(yǎng)采礦冶金專門人才的學校，卻多次打著實習的名義，強迫學生下礦井挖煤做義工，其行為之惡劣，令人發(fā)指。

武懷讓親眼目睹了勞工們遭受的非人待遇后，決定奮起斗爭。他發(fā)動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并要求煤礦增加工人的待遇、改善勞動條件等。英國人迫于壓力，只好同意，并停止了學生下礦井做義工的行動。

為了解決武懷讓這個“刺兒頭”，英國人最初采取收買的形式，試圖高薪聘請他當翻譯，但遭到了武懷讓的拒絕。見收買不成，便索性開除了他的學籍，將他趕出了學校。

盡管武懷讓并未因此屈服，但這也讓他徹底看清了那個草菅人命、強權蔽日的黑暗年代。武懷讓深知，想要打破這腐朽不堪的舊秩序，讓受苦受難的底層民眾重獲新生，就必須得掀起一場改天換地、轟轟烈烈的革命。可問題是，自己孤身一人、勢單力薄，如何才能實現這一宏偉的理想呢？

1919年春，武懷讓在《新青年》上看到了一篇振聾發(fā)聵的文章——李大釗先生的《庶民的勝利》。這篇文章猶如雪中送炭，讓武懷讓激動不已，他頓覺找到了革命導師，于是馬上動身前去拜訪李大釗先生。

在李大釗先生的鼓勵下，武懷讓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同年“五四運動”期間，他作為唐山交大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與工人代表鄧培一道，組織學生、工人發(fā)動罷課、罷工及示威游行，表現異常出色。

1921年，時年22歲的武懷讓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我黨首批黨員，正式開啟了他的革命生涯。

次年10月，武懷讓與鄧培等共同籌劃了開灤煤礦大罷工。其間，他率領唐山交大1000多名學生上街募捐支援罷工，結果遭到數千名軍警的血腥鎮(zhèn)壓，工人死傷50余人，武懷讓也遭到了通緝，后雖幸運脫難，但卻被校方開除了學籍。

1924年7月，武懷讓受組織委派，帶領10余名黨員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蘇四年間，武懷讓擔任過中共旅莫黨、團支部書記、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等職，為革命工作忙得不亦樂乎。在此期間，他還與同校的侯玉蘭結為了革命伉儷。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先后背叛革命，并制造了多起震驚中外的慘案，國內斗爭形勢越發(fā)嚴峻，黨內的一些不堅定分子紛紛退黨。

在此危急關頭，武懷讓當即向中央申請回國參加革命。1928年6月，經組織批準，武懷讓攜妻子侯玉蘭回國。

而就在去年的8月1日，侯玉蘭在莫斯科生下一子，恰逢“南昌起義”爆發(fā)，于是便取名為“南昌”，當時剛好1歲。

為了回國參加革命，夫妻倆只好狠心將當時還在生病的兒子留在異國他鄉(xiāng)。沒想到，一年后，小南昌就在孤兒院患病夭折了。

回國后，武懷讓主動提出到當時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山東工作，后歷任淄博特委書記、青島特支書記、青島市委組織部部長等職。

盡管武懷讓在山東工作的時間不長，但工作成績卻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青島工作期間，他僅用了短短3個月的時間，就將黨員數量從最初的30多人發(fā)展到了100多人。要知道，在當時的困難局面下，這一成績無疑是非常耀眼的。

然而，就在武懷讓準備繼續(xù)吸收黨員、恢復黨的組織活動之時，山東黨組織再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組織上只好急調武懷讓赴濟南主持工作。結果，武懷讓剛到濟南不久，就因叛徒出賣被敵人逮捕了！

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各種威逼利誘、嚴刑拷打，武懷讓堅貞不屈，從始至終沒有透露黨的半點秘密。

此外，他還與先他入獄的鄧恩銘（曾任中共山東省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一起，秘密成立了獄中黨支部，商討越獄計劃。經過3個多月的周密準備，在獄外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這年7月，武懷讓和鄧恩銘帶領10余名同志成功越獄。

出獄后，武懷讓歷任唐山市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北滿特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書記等職。

事實上，武懷讓在這些崗位上工作的時間并不長，幾乎每隔幾個月就要換一次崗位，但這頻繁的調動，既不是升遷，也不是重用，而是充當一名革命“救火隊員”的角色。但為了中國的革命的勝利，武懷讓對此也是樂此不疲。

1931年，上海黨組織遭到了重創(chuàng)。同年底，由于蘇區(qū)斗爭的需要，周恩來、李富春又離開上海趕赴反“圍剿”前線。這樣一來，“軍委書記”一職便空了出來。

當時，“臨時中央”原本擬讓張國燾接任，但其見上海危險，于是便借故推諉。在此情況下，“臨時中央”只好急調此時正在東北大地上率領抗日聯軍開辟根據地、痛擊日寇的武懷讓到上海，擔任“臨時中央”軍委書記。

武懷讓接到調令后，立即趕赴上海。到上海后，他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他一方面阻止博古的“左傾冒險主義”蔓延，一方面著手重建紅一軍團，恢復紅一方面軍的番號，接著又在西安等地建立了秘密交通聯絡站，為紅軍輸送武器彈藥、醫(yī)療藥品。在武懷讓的不懈努力下，上海的革命形勢初步好轉。

1933年初，上海“臨時中央”軍委改為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軍委，武懷讓繼續(xù)任書記。次年春，武懷讓改任中央保衛(wèi)部部長，負責白區(qū)黨的秘密斗爭和情報工作。

1935年春，武懷讓受組織委派，前往蘇聯參加共產國際七大。在七大上，武懷讓被選為共產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

然而，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次年8月，武懷讓受共產國際委派到波蘭視察，結果剛回到莫斯科就突然失蹤了。

由于各種原因，當時很多人都不清楚武懷讓的真正下落，妻子侯玉蘭在丈夫失蹤后也是多方尋找，但都無功而返。

直到1956年后，在中央領導的關心下，才終于查清了武懷讓的下落。原來，早在1936年，武懷讓就被秘密處決了。1953年，蘇共中央已經為他平反。這年9月，中共中央追認武懷讓為革命烈士。

但令人不解的是，武懷讓為何會被秘密處決呢？他的“罪名”又是什么呢？

原來，并非武懷讓有什么問題，而是因為他的存在觸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所謂的“某些人”指的就是王明和康生。

眾所周知，在“遵義會議”后，中央就已不承認王明的總書記地位。但到了莫斯科，王明和康生卻想阻止共產國際對“遵義會議”的肯定，于是便找到武懷讓，讓其不要透露“遵義會議”的情況，并在會上給王明說好話，以讓王明“東山再起”。

但武懷讓光明磊落、剛正不阿，他根本不理會康生所言，在會上實事求是地宣布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并說：“王明同志自以為是，獨斷專行，他的教條主義不符合中國的實際”。這讓王明大失面子。

武懷讓的不配合，既得罪了王明和康生，同時也為自己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1936年8月，王明和康生借蘇聯的“肅反”運動排除異己，誣陷武懷讓為“特務”“托派”，最后被秘密處決，年僅37歲。

歷史不會忘記武懷讓同志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他堅定的革命信念與無私的奉獻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繼續(xù)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