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是清末亂世最鮮活的注腳。它們跨越百年，記錄下紫禁城的殘破與屈辱、底層民眾的困頓與掙扎、租界的畸形繁華與權力博弈，也藏著一個王朝覆滅前夕，家國沉淪的無奈與普通人求生的微光。

這張照片拍攝于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皇西逃之后的北京紫禁城。圖中跪地的是一名留守在紫禁城的老太監(jiān)，他并非被錫克兵抓捕，而是在向已經(jīng)逃跑的慈禧太后“跪安”，站在他身后的錫克兵，是隸屬于英軍的英屬印度士兵，他們的任務是在聯(lián)軍占領北京期間，負責看守和維持秩序。

慈禧西逃時，帶走了部分親信太監(jiān)，而大量底層太監(jiān)被遺棄在紫禁城內(nèi)。在聯(lián)軍占領的數(shù)月間，這些太監(jiān)失去了所有的權力和庇護，生活困頓，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保障，成為了國家淪陷時最無助的犧牲品。

這張照片拍攝于清末民初的華北城郊，由外國傳教士或攝影師記錄。照片中的小販是一位患有侏儒癥的底層民眾，他穿著破舊的粗布衫、草鞋，扁擔上的禽類是其全部營生資本，這種“挑擔叫賣”是清末民初農(nóng)村最常見的流動商販模式，小販沒有固定攤位，需徒步奔波于村落之間，依靠微薄的差價換取收入。

這張照片拍攝于1902年8月9日的上海南京路，是為慶祝英王愛德華七世加冕而舉行的萬國商團檢閱游行。當時上海公共租界為呼應英國王室慶典，組織了包括萬國商團、各國僑民團體在內(nèi)的大型游行，吸引了數(shù)萬民眾圍觀。

照片右側的黃龍旗是清朝正式國旗，在租界游行中展示，既是對清朝政府的表面尊重，也反映了租界當局在“華洋共治”框架下的外交姿態(tài)。不過此時租界的實際行政、司法權力仍由外國僑民掌控，龍旗更多是象征性的妥協(xié)。

這張照片拍攝于1910年3月8日的甘肅永昌，由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里遜記錄。畫面中的犯人來自直隸，是一名流放西北邊疆的“遣犯”，腳鐐是清代流放者的標配刑具，肩上的行囊則裝著他僅有的日常用品。

清代的“發(fā)遣”是僅次于死刑的重刑，乾隆年間新疆平定后，西北（伊犁、烏魯木齊、甘肅等地）成為主要流放地，犯人需承擔“種地當差”或“為駐防兵丁為奴”的苦役。除懲罰罪犯外，清廷也希望通過流放充實邊疆人口、開發(f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比如林則徐就曾被流放伊犁，參與當?shù)赝吞锱c水利建設。

這張照片由俄裔攝影師拍攝于清末的北京街頭，照片右下角的簽名和俄文標注“КИТАЙСКИЙ ВОРОЖЕЙ”（意為“中國巫師/算命先生”），證實了這是外國人記錄的清末市井場景。當時北京的街頭算卦攤多聚集在廟會、集市或城門附近，是底層民眾尋求心理安慰的重要場所。

照片上方的“金丹”和左側的“南毒丸”并非算卦攤的招牌，而是相鄰藥攤的標識。這是清末街頭“醫(yī)卜相雜”的營生特點，算卦與賣藥常相鄰經(jīng)營，清末的算卦者很多是失業(yè)的文人、落魄的旗人或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他們靠此糊口。

清末北京城內(nèi)，騎驢是清末北京中產(chǎn)及以下旗人家庭女性最普遍的出行方式之一，既適配胡同狹窄的路況，又比乘轎更經(jīng)濟，是旗人家庭在特權衰落、經(jīng)濟下滑后的務實選擇。

身后的傭人是旗人家庭常見的“使喚人”，多為同族貧苦旗人或漢族雇工，負責牽引毛驢、照料主人出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