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東北文藝復興”為當代電影注入新的敘事維度以來，相關文學改編作品不斷涌現(xiàn)。在此背景下，導演鵬飛執(zhí)導的《飛行家》于1月17日上映，不僅完成了從文本到影像的跨越，更展現(xiàn)出鮮明的作者意識與類型探索。

影片雖依托文學原著，卻通過強烈的視覺象征與情感提煉，構建起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故事世界。鵬飛以“飛行”與“墜落”作為核心意象，在沉重的地域現(xiàn)實之上，賦予了敘事一種詩意的輕盈。他既捕捉了時代變遷中的個體命運，又以溫情與浪漫的筆觸，將主人公的堅持升華為一種具有普遍感染力的人生姿態(tài)。

通過《飛行家》，鵬飛完成了一次作者意志明確的再創(chuàng)作，利用鏡頭調(diào)度、節(jié)奏控制與表演把握，鵬飛成功營造出凝重與飛揚并存的美學質(zhì)感。電影不僅傳遞出深切的人文關懷，也完成了對理想主義的一次生動注腳。這使得《飛行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地域敘事，成為一部情感飽滿、風格鮮明的作者電影。

因此，《飛行家》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完成了對東北文學的又一次強調(diào)，更在于鵬飛導演如何借此展開一場個人化的影像“飛行”——在文學土壤之上，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導演表達與藝術世界。

創(chuàng)作前史與“輕盈”的方法論：在沉重中開辟溫情路徑

理解《飛行家》的改編，首先需進入導演鵬飛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脈絡。無論是《米花之味》中的留守兒童，還是《又見奈良》里的遺孤，鵬飛面對的都是情感重量極高的社會命題。然而，他選擇拒絕沉溺于苦難敘事，而是選擇一種相對“輕盈”的進入方式——從具體而微的日常視角切入，如《米花之味》中母親的目光、《又見奈良》中尋親的步履，讓宏大的結(jié)構性議題化為可感可知的生活紋理。

這種“輕盈”并非對沉重的回避，而是一種主動的敘事能力與倫理選擇：不以展覽傷痕為終點，而是關注人在創(chuàng)傷后的日常修復與關系性生存。這一在其前作中逐漸成熟的方法論，與雙雪濤原著中所具有的人文關懷與溫度產(chǎn)生了共鳴，構成了《飛行家》整體溫情喜劇基調(diào)的重要來源。

隕石與錨定：在文學留白處填入時代的塵埃

在探討電影《飛行家》時，對“飛行”這一母題的討論與思考無疑是不容忽視的起點。影片開篇，李明奇從2500米的高空躍入云層，在天地間肆意翱翔，而這場看似自由的“飛行”旋即被一顆無端墜落的隕石打斷。這顆隕石遠不止是一個制造險情的功能性意象，而是構成了一組精妙的隱喻：既代表了不可抗的外力對個人命運的粗暴干預，也是對1976年吉林真實“隕石雨”事件的歷史回響。導演鵬飛正是通過這一設置，巧妙地將雙雪濤原著中抽象、留白的文學意境補足為具體可感的電影時空的“現(xiàn)實錨定”。這一細節(jié)，奠定了他整體改編策略的基調(diào)——在詩意的留白處，填入時代的塵埃與呼吸，使其具有真實細節(jié)與溫度。

從觀察到呼吸：影像風格的“類型試飛”與在地化探索

回顧鵬飛的創(chuàng)作生涯，《飛行家》可被視為一次清醒而勇敢的“類型試飛”。在訪談中，他曾提及自己被原著內(nèi)核的“浪漫主義氣息”與“溫柔”特質(zhì)吸引，這種“溫柔基調(diào)”正是與他《米花之味》《又見奈良》中所塑造的人文溫情一脈相承，但與此前不同的是，鵬飛在本片中放棄了之前一系列作品中通過大量的固定鏡頭、全景鏡頭觀察人物的方式，這也是文藝片中常用的一種“用時間來換情感”的表現(xiàn)手法。在《飛行家》中，鵬飛在攝影層面完全顛覆了過去的風格，在與攝影指導呂松野商量后，決定通過大量的肩抗鏡頭、運動鏡頭完成對角色呼吸和溫度的捕捉。同時，為了使觀眾更好地感受到這種“真實的溫度”，鵬飛決定在所有的空中鏡頭部分堅持實景實拍，從飛行助推器、熱氣球等電影道具，到跳傘、翼裝飛行等電影動作，導演、道具師、特技師與演員蔣奇明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鵬飛認為“如果商業(yè)片的定義是‘好看的電影’，那《飛行家》就是商業(yè)片，只不過不是常規(guī)套路的商業(yè)片”。導演與整個團隊的努力，使得《飛行家》得以突破原本文藝氣質(zhì)的局限性，給予觀眾更多兼具真實感與奇觀性的商業(yè)類型片語法，成為觀察“東北電影”流變與“雙雪濤文學電影宇宙”影視化實踐的一個關鍵樣本。

此外，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影片獨具匠心的演員策略。董寶石、李雪琴等主要東北籍演員的選用，并非簡單的地域標簽，而是為了達成一種深層的經(jīng)驗一致性。他們并非在“扮演”或“再現(xiàn)”東北，而是在生活經(jīng)驗與情感結(jié)構上“理解”東北。他們對時代震蕩所帶來的心理波動，源于親歷或浸潤，這使得表演褪去了模擬的痕跡，呈現(xiàn)出一種從內(nèi)部自然生長的真實感。此外，作為鵬飛“欽點”的男主角，蔣奇明雖然并非東北籍演員，但他在苦學東北話的同時，力求通過肢體語言和眼神將男主角的“犟”與“憨”表演出來。這種真實感，正是鵬飛“輕盈”敘事得以成立的關鍵基石——它讓“飛行”的浪漫幻想牢牢扎根于可信的人物關系與生活細節(jié)之中，避免了情感滑向虛假或煽情。

“庶民電影”的敘事倫理：笑淚交織中的尊嚴與掙扎

美國研究日本電影的學者奧蒂·波克曾提出“庶民電影”一詞，用來形容成瀨巳喜男、小津安二郎拍攝的家庭電影，是一種“關注市井百姓心酸與幽默的人間戲劇”的電影風格，《飛行家》成功融合了溫情喜劇的市井幽默的肌理質(zhì)感，在笑聲與淚光交織中，構建起一幅堅韌的東北平民生活圖景，同時，本片又保留了鵬飛導演獨特對輕盈質(zhì)感與人文溫情的一貫追求，使得最終呈現(xiàn)為笑中帶淚的“輕喜劇”風格，因此，用“庶民電影”形容本片再為合適不過。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影片在處理“下崗潮”這一沉重歷史背景時，所體現(xiàn)出的獨特敘事倫理。當苦難本身容易淪為被凝視、被消費的奇觀時，鵬飛展現(xiàn)了他的敘事智慧。他并未沉溺于對傷痕的展覽，而是將鏡頭對準了人在創(chuàng)傷后的日常性修復與關系性生存。喜劇元素在此絕非廉價的調(diào)和劑，而是源自東北文化骨子里那種用幽默消化苦難的生存韌性。這種“笑中帶淚”的效果，其力量正在于它不提供虛幻的治愈承諾，而是展現(xiàn)人物如何在具體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中，緩慢地、真實地消化時代陣痛。鵬飛將東北從歷史的“博物館標本”狀態(tài)中解救出來，放置于充滿煙火氣的“生活現(xiàn)場”，讓觀眾看到的不是被定義的悲劇群體，而是在命運洪流中努力保持尊嚴、彼此攙扶的鮮活個體。

同時，隕石事件、蘇聯(lián)解體、改革開放、下崗潮等真實歷史事件在本片中并未完全隱去，而是化身為一種更大的歷史背景，以更隱形的方式作用于個人身上，鵬飛選擇用更輕盈地方式塑造主人公與這些時代大背景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這些外部時間的存在提醒著我們現(xiàn)實的殘酷與個人的渺小，但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李明奇的“飛行”，工友們一針一線地為他的“飛行”籌措物資，高雅風在危急關頭點燃的衣物，諸如此類的細節(jié)提示著我們?nèi)宋镎鎸嵉那楦袦囟?，才顯得格外打動人心。

飛行的哲學：向下墜落，亦是向上托舉

影片的核心戲劇張力，源于貫穿始終的“飛行”與“墜落”這一哲學對立。故事扎根于經(jīng)濟轉(zhuǎn)型期充滿失落感的東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本身便構成一種向下的“重力”，也為許多東北敘事鋪就灰暗底色。但本片中人物的尊嚴與價值，正體現(xiàn)在對這般“墜落”宿命的抵抗，從而為影片注入一抹區(qū)別于同類作品的亮色與柔情。

電影中，主角李明奇通過3次飛行，在時代洪流下譜寫了小人物勇氣的贊歌：第一次帶著少年心性，為了證明已故父親沒有錯，從2500米的高空縱身一躍；第二次包含中年人的失意，在私自盜用廠里零件制作飛行器，丟了工作又導致至親殘疾后，在妻子的推動下通過熱氣球飛行為舞廳宣傳造勢；第三次則是在逆境中的放手一搏，為了給侄子做手術籌款，從599米的高空一躍而下，這本是一場走投無路、被逼無奈的墜落，但卻因家人、工友所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的“托舉”，升華為一次成功的“飛行”。

最后一次“飛行”尤具社會思辨與批判意味。錦城塔這座玻璃幕墻構筑的高塔，是資本與權力的象征場域。塔內(nèi)，莊德增們運作著將一切明碼標價的交易邏輯，電視臺臺長則忙于將這場可能犧牲生命的飛躍，轉(zhuǎn)化為可供消費的媒體奇觀。李明奇這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立于塔頂，其存在本身即構成對功利體系的無聲嘲諷。然而，他的“飛行”方向卻是向下，最終降落在松花江外一片樸素的雪地上，降落在親人身旁。

這次主動選擇的降落，是影片的點睛之筆。它意味著李明奇從對“飛翔”符號的執(zhí)念中解脫，從被資本異化的天空，回歸到蘊含真實人際溫暖的“大地”。雪地寒冷，生活依舊艱難，但正是在這具體的、不完美的降落中，他找回了存在的根基。

《飛行家》的獨特價值，在于它構建了一條在類型片框架內(nèi)實現(xiàn)嚴肅社會表達與作者風格存續(xù)的有效路徑。它通過對原著小說詩意留白敘事結(jié)構的細節(jié)性補全、以肢體表演口音細節(jié)豐富的表演維度、以實拍美學支撐的奇觀元素，以及對類型元素的創(chuàng)造性融合，完成了一次高難度的平衡。這部電影不僅講述了一個人為夢想飛翔的故事，更譜寫了在時代轉(zhuǎn)型下小人物的勇氣與頑強。它最終告訴我們，英雄主義未必是沖向天際的孤獨燃燒，更可能是在認清生活重力后，依然選擇相信地面上的連接，在集體社群編織的情感網(wǎng)絡中，讓平凡的生命煥發(fā)出抵抗墜落的、永恒的光澤。

文/何小飛

本文首發(fā)于羊城晚報新大眾影評，微信公眾號由導筒授權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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