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的北京，秋風已經帶著寒意。新中國剛剛走過第一個完整的年頭，中南海里燈火通明，文件一摞摞往領導人案頭送。就在這樣一個忙碌的深夜，關于任弼時病危的消息，突然壓在了最高領導層的心頭。

消息傳到毛澤東那里時，時間已近凌晨。朝鮮戰(zhàn)場的電報還在源源不斷送來，國內各項建設剛剛起步，每一件都是大事，每一天都離不開幾位主要領導人親自定奪。在這樣的關鍵節(jié)點上，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組織和青年工作方面的中堅骨干，身體再度垮下去，這不只是一個人的病情惡化，更像是新政權肩頭被重重一擊。

在許多人眼中，任弼時是站在幕后、很少在公開場合高調露面的那類領導干部。他低調、誠懇，又總是工作在最要緊、最瑣碎、最耗精力的崗位上。等到他的病危通知發(fā)出來，很多干部才真正意識到，這位常年帶病堅持工作的“任老總”，對新中國政權的穩(wěn)定和運轉有多重要。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往前推上去一年，人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幅畫面——同樣是十月，同樣是北京，任弼時滿懷激動地站上天安門城樓，再一次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工作崗位。這前后一年的巨大反差，幾乎可以把他生命最后階段的全部起伏，濃縮成一組剪影。

一、從西柏坡到玉泉山：勞累埋下的病根

回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從河北平山西柏坡出發(fā)，準備進入北平。這一行，被毛澤東形容為“進京趕考”。23日，大隊車隊停在滹沱河畔，三天后，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乘火車抵達北平。對于整個黨和軍隊而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對于任弼時來說，卻是身體開始全面透支的開端。

那時的任弼時，早已是一身舊病。長期的地下斗爭，兩次被捕坐牢留下的傷，延安時期晝夜不停的工作，再加上高血壓日漸嚴重，換到一般人身上早就躺倒在床。然而中央剛進北平，政權重建的每一項安排都需要“五大書記”出面協(xié)調，他只得硬撐著。

3月25日，會見北平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的活動在西苑機場舉行。原本考慮到他的健康，組織上不打算讓他出席，后來顧及政治影響，只好同意他參加，并特地安排醫(yī)生隨行。當天，他不僅參加會見，還和其他幾位書記一同檢閱部隊，晚上又出席宴會，硬撐到深夜才回去休息。

緊接著，中央進駐北平后，各項工作鋪天蓋地地展開。解放戰(zhàn)爭進入全國勝利的前夜，部隊南下準備渡江，城市接管、干部調配、人民政權的搭建，處處都需要人掌舵。任弼時分管的組織工作和青年工作，更是繁忙到難以形容。

1949年3月底，中央領導集體接見、宴請準備南下的第四野戰(zhàn)軍師以上干部，這是一次規(guī)模很大的歡送場合。任弼時照例到場，勉力支撐，到中途因體力不支提前離席。身邊的醫(yī)生再三勸，他這才半帶無奈地說出那句：“等公務稍微不忙之后，就搬到玉泉山去修養(yǎng)?！?/p>

話雖如此，工作卻沒有因此減少。到了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全面展開，任弼時擔任籌備會主任。青年團的成立對新政權意義重大，他一向把青年問題看得很重，政治報告親自動筆，寫出了一萬二千多字的長篇文稿。對一個健康人來說，這已經是極大的精力消耗，對一個高血壓嚴重、長年疲勞的病人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1949年4月11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大會第二天，他強忍頭暈心悸走上講臺，開始宣讀那篇政治報告。談到青年人的活力與創(chuàng)造力時，他語氣里仍帶著一貫的堅定與溫和：“青年人熱情、有朝氣，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風，把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會大大地增加我們的力量。”話說到一半，身體已經發(fā)出警報，他不得不暫停，由榮高棠代為宣讀后半部分。

即便如此，他依舊不肯離場，堅持在主席臺上坐到會議結束。這件事之后，中央專門就他的健康問題開會討論，最后作出決定：必須讓任弼時去玉泉山靜養(yǎng)。當天下午，在醫(yī)生和護理的陪同下，他離開了繁忙的中南海，搬到了西郊的玉泉山。

不得不說，這種“被迫休息”，對習慣了緊張節(jié)奏的老革命來說，并不好受。到了玉泉山，環(huán)境清幽，工作文件卻少了許多，他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為了不與政務脫節(jié)，他每天仍堅持了解國內外大事。

二、玉泉山歲月：病中仍惦記革命與百姓

玉泉山的空氣清新，環(huán)境安靜，對一位心血管病人來說本應是理想的療養(yǎng)地點。不過，任弼時的病情并不輕。從醫(yī)生的角度看，他需要的是徹底休息，可從他的習慣來看，腦子很難停下來。

高血壓帶來的頭暈，讓他讀文件十分吃力。即便如此，他還是給自己定了小規(guī)矩，每天讀十五到二十分鐘電文、報紙，實在難受，便讓秘書在一旁朗讀。有時聽到前線捷報，他情緒會突然高漲。比如，聽說人民解放軍勝利渡過長江，南京解放的那幾天，他激動得幾乎睡不著覺。

醫(yī)生知道后直皺眉，明確提醒他，不要大喜大悲，情緒劇烈波動對病情極為不利。醫(yī)囑很明確：少動腦、多散步、多接觸自然。于是，他開始嘗試養(yǎng)花、散步，甚至走到玉泉山下的鄉(xiāng)村里去看看老鄉(xiāng)們的生活。對他而言，這既是放松，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工作”——了解民情。

有一次傍晚，他照例順著山坡往下走，到附近的莊稼地轉轉。遠處一個駝背老人蹲在地頭，神情焦急。他走過去問寒問暖，順口問了一句：“天都黑了，還不回家，在地里忙什么？”老人嘆氣說：“得看著莊稼，不能走?！?/p>

任弼時聽得納悶，又追問一句原因。老人用手一指不遠處，說：“您看那?！表樦较蛲ィ瑤字圾喿诱v著沖進水邊和莊稼地，稻苗被踩得亂七八糟。任弼時心里立刻明白，轉頭問隨行警衛(wèi)：“這些鴨是誰養(yǎng)的？”警衛(wèi)員有些不好意思，回答：“是人家送來的，我們就養(yǎng)在這里。”

這話一出口，事情來龍去脈已經很清楚。療養(yǎng)地附近群眾的莊稼，被照顧領導生活的“禮物”破壞了。這種“看似小事”的情況，在舊社會太常見，新政權建立之初，稍不留神也可能出現(xiàn)。任弼時當場向老人道歉，說：“老人家，真是對不起，這是我們的不對，您放心回去，我們馬上處理。”隨即嚴肅吩咐警衛(wèi)，把鴨子立刻轉移到水塘，不能再影響老百姓的田地。

這樣的小細節(jié)，在后來很多回憶中被提起。它并不轟轟烈烈，卻透露出一種樸實的態(tài)度：革命成功了，權力握在手里，更要在細節(jié)上對群眾負責。

1949年5月4日，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召開，紀念“五四運動”三十周年，任弼時被推舉為名譽主席。遺憾的是，他因為病情只能在玉泉山里遙祝會場熱烈的氣氛。沒過幾天，他的狀況惡化，出現(xiàn)了昏迷癥狀，檢查結果是眼底血管出血。

毛澤東聽說消息后非常著急，托人送來一缸紅魚，并附上一封信，叮囑他安心養(yǎng)病。朱德也常到玉泉山看望，兩人散步聊天時，經?；貞洃?zhàn)爭年代的往事。朱德總說自己年紀大了，還有多少事情等著去做。說到緊要處，他勸任弼時：“你得把身體弄好，革命還需要你?！?/p>

任弼時心里也清楚，自己對工作有多放不下。但生理極限擺在那兒，他難免有沮喪的時候。到玉泉山養(yǎng)病已近半年，癥狀并未明顯好轉。建國大典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他心中那股想要親自參與歷史時刻的愿望，反而越來越強。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這一句，通過廣播傳到玉泉山時，任弼時坐在收音機前，眼眶濕潤。他對身邊的夫人陳琮英感嘆，這勝利來得太不易，必須格外珍惜。

對外界來說，天安門城樓上少了一位“五大書記”，只是一個遺憾的畫面；對任弼時來說，這是心里最深的一道缺口。他曾為這一天奔波多年，卻只能在山中靜靜聆聽。

三、遠赴蘇聯(lián)：病中的會面與對未來的思考

新中國剛成立，對高級干部的醫(yī)療條件，國內還很難提供最系統(tǒng)的設備。1949年10月底，蘇聯(lián)克里姆林宮醫(yī)院的專家瓦西林柯和康諾瓦諾夫，受毛澤東委托專程到玉泉山會診。檢查結果相當嚴峻：嚴重高血壓，腦血管明顯硬化，心、腎、肝不同程度損傷，眼底多處出血，新陳代謝也受到了影響。

兩位專家經過商量，提出最直接的建議：去莫斯科治療幾個月。11月，任弼時在蘇聯(lián)醫(yī)生陪同下，與朱子奇、劉佳武乘國際列車啟程，離開剛剛成立不久的共和國，前往蘇聯(lián)克里姆林宮醫(yī)院。

到了莫斯科，經過一段時間治療，他的血壓總算穩(wěn)定下來。就在這年12月16日，毛澤東到達蘇聯(lián)進行訪問。訪問期間，他特地抽出時間，到醫(yī)院探望任弼時。病房里的氣氛并不沉重。任弼時告訴毛澤東，治療效果還不錯，按醫(yī)生計劃，不久就能轉到莫斯科郊外的巴拉維赫療養(yǎng)院繼續(xù)休養(yǎng)。

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明顯松了一口氣，兩人握著手聊了很久。對于剛剛建立的新政權來說，每一位核心領導干部的健康，都和國家未來的方向直接相關。那種既是戰(zhàn)友又是戰(zhàn)時伙伴的情感，在這種場合更容易顯露。

12月底，任弼時搬出了克里姆林宮醫(yī)院，轉入巴拉維赫療養(yǎng)院。一到療養(yǎng)院，他按照醫(yī)生的要求，盡量保持規(guī)律生活：散步、曬太陽，適當?shù)氖彝饣顒印ＬK聯(lián)方面安排他每天兩次坐雪橇出門，既鍛煉身體，也讓他稍微換換心情。

然而，意外總是防不勝防。有一次，他獨自坐雪橇外出，途中馬突然受驚，拉著雪橇狂奔。皮帶斷裂，馬夫摔下，雪橇帶著任弼時一路往前沖。他只能死死抓住車板，任由馬拖著跑出兩公里。等隨行人員得知情況趕來，人已經被送回療養(yǎng)院，所幸并無大礙，但在場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這件事之后，中方使館提出，希望隨行人員能住進療養(yǎng)院，以便隨時照料。蘇方同意，防止類似危險再次發(fā)生。可以看出，當時各方對任弼時的保護，已經到了相當謹慎的程度。

1950年初，毛澤東結束訪問前，再次到療養(yǎng)院看望他。當著蘇聯(lián)醫(yī)生的面，毛澤東握著對方的手連聲道謝：“好得很，好得很，我代表中國人民謝謝你們！”這種發(fā)自心底的感謝，一方面是為挽救一個老戰(zhàn)友，一方面也是為新中國挽住一位重要的領路人。

獲得出院許可后，任弼時征求醫(yī)生同意，到中國代表團駐地探望毛澤東。得知他要來，毛澤東特地吩咐廚房準備飯菜，還考慮到他的病情，安排兩道不放鹽的菜，再做一道家鄉(xiāng)口味的辣醬燒黃魚。

餐桌上，毛澤東看他眼睛還盯著那盤辣魚，笑著把盤子往旁邊一挪，說：“對不起啊，弼時，不是我不讓你吃，是醫(yī)生的話我也不能不聽。”一句半玩笑的話，既是關心，也是在提醒他注意身體。

席間，任弼時談起一件他一直惦記的事情：要盡快選派一批青年到蘇聯(lián)學習，尤其是技術和建設方面的人才培養(yǎng)。他的考慮并不復雜，意思卻很明確：新中國要搞建設，不能缺技術骨干，眼下蘇聯(lián)在工業(yè)、科技方面的積累，可以幫助中國人盡快補上課。

毛澤東很贊同這個意見，還順勢打了一個比喻，說過去唐僧去西天取經，騎毛驢、吃粗糧，沒什么人歡迎，還要對付妖魔鬼怪；而現(xiàn)在派青年到蘇聯(lián)，坐飛機、吃面包黃油，還有人熱情接待、舉杯相慶，條件不知好了多少。話說到最后，他還特別提到，要讓這些青年學唐僧的韌性、孫悟空的本領，真正把“真經”帶回國來。

從這些談話里，可以看出，即使在療養(yǎng)中，任弼時想得更多的仍是國家今后的人才儲備。這類思路，既有眼前的考慮，也透露出一種長遠規(guī)劃意識。

四、重登天安門：短暫的回歸與生命的終點

1950年3月底，任弼時的身體狀況基本穩(wěn)定。他向中央報告說，本月治療將結束，會診意見認為可以轉往黑海邊休養(yǎng)四至六周，然后回國。5月，在克里姆林宮醫(yī)院做完再次檢查后，他終于結束了在蘇聯(lián)近半年的就醫(yī)生活，搭乘列車返回祖國。

回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蘇聯(lián)的體檢報告詳細交給中央領導，讓大家對自己的病情有一個心中有數(shù)的判斷。這種坦誠，其實也減輕了組織上的顧慮——領導集體需要安排他的工作分工，就必須掌握他的真實健康情況。

那時的國內形勢已經發(fā)生了新變化。土地改革、經濟恢復在各地推進，國際局勢復雜而多變。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半島局勢迅速升級，這對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來說是一個嚴峻考驗。各項決策要快、要穩(wěn)，更需要有經驗的領導參與討論。

任弼時按耐不住，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明確表示希望恢復工作。7月27日，毛澤東在批示中同意他的請求，但特意加了一條限制：先試著工作，每天不超過四小時，主要負責中組部和中央青委這兩塊。

在很多人眼里，這已經是相當照顧的安排。然而，一旦回到熟悉的工作節(jié)奏中，他很難嚴格把時間控制在四小時內。實際情況是，兩個多月里，他的工作時間屢屢超標，該批示的文件、該出席的會議，他很少推辭。醫(yī)生提醒他注意休息，他卻常說：“不如繼續(xù)練習工作，到十二月份再說休息?！边@種想法，在他看來是“逐漸適應”，在醫(yī)生眼里卻是把自己逼回危險邊緣。

1950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的紀念日，成了他生命中特別亮的一天。這一次，他終于穿上中山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去年，他只能在玉泉山里透過收音機去想象現(xiàn)場，如今可以親眼看著紅旗升起，親眼看著部隊列隊而過，對他來說，是一種心理上的圓滿。

站在城樓上，他與其他中央領導人肩并肩，目光追隨著空中飛過的機群、天安門廣場上整齊的方陣。那一刻，外人看到的是莊嚴的國家儀式，他心里想的，很可能是：這些年吃的苦、負的傷，終于在這個嶄新的國家框架中找到了落點。

然而，好景并不長。朝鮮戰(zhàn)局很快進入關鍵階段，中國出兵后，前線情況千變萬化，中央決策會議越開越密。任弼時常常參加這些討論，夜里學習地圖，分析戰(zhàn)局的走向，有時連燈光都熄得很晚。這種高強度消耗，對一般干部都是負擔，對他這種重度高血壓病人，更是極限挑戰(zhàn)。

10月25日，任弼時病情突然急轉直下，癥狀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嚴重。毛澤東立即安排醫(yī)生緊急會診，傅連暲等人趕到他住處搶救。檢查后，醫(yī)生不得不發(fā)出病危通知。對一個年僅46歲的中共中央書記來說，這無疑是令人心里發(fā)緊的消息。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聞訊趕到時，他已經極度虛弱，說話很困難，只能用眼神和微弱的手勢向大家表達一點安慰。那種場景，不難想象氣氛有多凝重。一邊是正在進行的戰(zhàn)爭決策，一邊是眼前即將失去的戰(zhàn)友，這種撕裂感，對每個人都是考驗。

兩天后，10月27日，任弼時病情再次惡化，經搶救無效去世，年僅46歲。這個年齡，在普通人眼中本該是事業(yè)中段，在他身上卻畫上了句號。對于新中國領導集體來說，這份損失來得太早，也太突然。

任弼時逝世后，毛澤東前往他遺體前告別。面對守在靈前的妻子陳琮英，毛澤東說了一番帶著沉重意味的話，大意是讓她保重身體，把孩子養(yǎng)大，鼓勵他們好好讀書，將來繼承父親的事業(yè)。這種叮囑，既是對戰(zhàn)友家屬的安慰，也是一種鄭重的托付。

第二天，送別任弼時的靈柩行列出發(fā)前往勞動人民文化宮，毛澤東親自為其執(zhí)紼。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一生眾多戰(zhàn)友中，能夠得到他親自扶靈柩的只有極少數(shù)人，任弼時是其中之一。這種舉動，本身就是一種分量極重的評價，體現(xiàn)出對這位戰(zhàn)友的深厚情義和高度肯定。

后來，為了紀念任弼時，毛澤東親筆題下“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幾個字?？此坪喍痰囊痪湓?，卻概括了一個人在革命歷程中的位置：不在于說得多響亮，而在于默默承擔了多少實際工作，在關鍵時刻守住了什么底線。

回顧任弼時生命最后兩年的軌跡，會發(fā)現(xiàn)一個看似矛盾卻又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方面，組織和醫(yī)生反復強調要他休息、養(yǎng)病；另一方面，他總想再多做一點，把有限的時間壓榨到極致。從西柏坡到北平，從玉泉山到莫斯科，再回到天安門城樓，他幾乎從未真正遠離過“工作”二字。

也正因為如此，他的離世，讓許多老同志感到惋惜。人才的缺口固然巨大，更難得的是那種對革命事業(yè)不計個人得失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體現(xiàn)在大事上，也體現(xiàn)在細微之處：比如對待青年工作時的那份重視，比如在玉泉山莊稼地里，面對一位普通老農時那句真誠的道歉。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人的生命軌跡都帶有時代的烙印，任弼時也是其中之一。他走得早，卻在有限的歲月里，把自己能做的幾乎都做到了極致。毛澤東那句“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的題詞，既是對過去的肯定，也是對后來人的一個提醒：勝利得來不易，守住它，更不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