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也就是日本準備舉白旗投降的前幾天。

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瞅著當下的局勢，嘴里蹦出一句讓人心里發(fā)涼的話。

他嘀咕道：“要是美軍真的沖上海灘，這幫臺灣人會不會立馬反水，在背后捅皇軍一刀？

說實話，我壓根沒膽量相信他們會跟我們一條心?！?/p>

這話乍一聽像是庸人自擾，可細琢磨，簡直是對日本殖民者最大的諷刺。

別忘了，從1895年他們強占臺灣算起，日歷已經(jīng)翻過了整整五十年。

半個世紀啊，這幫人在島上又是推行“皇民化”，又是搞“同化”，學(xué)校蓋了一堆，鐵路也鋪了不少。

按他們的算盤，早該調(diào)教出一批死心塌地的“順民”了。

怎么到了生死關(guān)頭，這幫統(tǒng)治者心里跟明鏡似的：這五十年的功夫，全白費了？

這筆爛賬，得從日本人那套“經(jīng)營算盤”開始翻。

不少人以為殖民就是明火執(zhí)仗地搶東西。

其實哪有那么簡單。

日本控制臺灣，用的是一套把你算計到骨頭里的“榨取機器”。

這臺機器有三個要把你鎖死的扣子：洗你的腦（教育），掏你的兜（經(jīng)濟），捆你的手（武力）。

先瞅瞅教育這塊。

日本人心里門兒清，想讓臺灣人乖乖當牛做馬，不教點東西不行，畢竟工廠流水線需要認字的苦力；可教多了更不行，腦瓜子靈光了就得造反。

這個火候怎么掌握？

他們搞出個賊精明的“雙軌制”。

同樣是背書包上學(xué)，日本孩子進“小學(xué)?！?，臺灣娃子進“公學(xué)?！薄?/p>

名頭看著差不多，里頭的待遇可是天差地別。

1938年有筆明白賬：小學(xué)校里的孩子，人均能攤上50塊錢經(jīng)費；公學(xué)校里的？

只有25塊。

連人家一半都不到。

錢給得少，學(xué)出來的東西自然也就那樣。

在公學(xué)?；焱炅辏R字水平還趕不上人家小學(xué)校五年級的。

最損的是升學(xué)這道坎。

你想接著往上讀？

對不起，那是給日本人留的道。

還是拿1938年來說，全臺灣想考中學(xué)的男學(xué)生里，臺灣籍的有5248人，最后只要了724個；反觀日本學(xué)生，報名的1925人里，居然錄取了1266個。

等到了大學(xué)階段，這比例更是沒法看。

這背后的心思冷酷得很：讓你上學(xué)，是為了讓你聽懂日語指令，能看懂機器說明書，老老實實干活，可不是為了讓你當科學(xué)家、大律師或者名醫(yī)生的。

一旦發(fā)現(xiàn)哪個臺灣學(xué)生腦子好使，成績拔尖，立馬給你扣個“思想危險”的大帽子，把你拒之門外。

說白了，這種教育壓根就沒想收買人心。

臺灣人心里跟明鏡似的：任憑我把書讀爛了，在這套規(guī)則里，我也就是個二等貨色。

腦子既然鎖不住，那就對錢包下手。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算的經(jīng)濟賬，比葛朗臺還精。

咱們就看那口大米。

從1895年混到1935年，臺灣大米的平均市價從每石3塊錢飆到了21塊多，翻了六倍還要拐個彎。

東西貴了，工錢漲沒漲？

1935年，臺灣工人的平均薪水是1.19元。

這個數(shù)，跟幾十年前比起來，簡直就是原地踏步。

換句話說，臺灣人活干得越來越重，日子卻越過越緊巴。

更讓人憋屈的是“看人下菜碟”。

干一樣的活，只要你是日本人，拿錢就多；你是臺灣人，就得忍著低薪。

查查1922年的底檔就知道，在臺北市干同一個工種，日本工人的進項普遍比臺灣工人高出一倍不止。

要是碰上染色工這種要技術(shù)的活，能高出兩倍去。

你要是是個種地的，那日子更沒法過。

種甘蔗的蔗農(nóng)，名義上是自由身，實際上跟簽了賣身契差不多。

日本糖廠在地上畫了個圈，叫“原料采集區(qū)”。

只要你住這圈里，地里的甘蔗就只能賣給這一家廠子。

給多少錢？

糖廠說了算。

秤給得夠不夠？

還是糖廠說了算。

你想換個東西種？

門都沒有，你還欠著糖廠的預(yù)付款呢，不種甘蔗拿什么還？

這就是個解不開的死扣。

你越忙活，越窮；越窮，就越離不開糖廠。

至于那些種咖啡的，慘到連想出個門都得求爺爺告奶奶辦“特許”，整個人都被死死釘在了土地上。

這時候你肯定納悶：都被欺負成這樣了，咋不干他？

哪能不干啊。

可日本人早就備好了第三招——那是真刀真槍的武力鎮(zhèn)壓，下手黑著呢。

最血腥的一筆債，算在了高山族同胞的頭上。

高山族住的大山，占了臺灣一半的地盤，那兒全是森林、樟腦和礦產(chǎn)。

在日本人眼里，那根本不是誰的家，那是漫山遍野的鈔票。

1896年，那個叫小野遵的民政局長話說得赤裸裸：“臺灣將來的那點油水，全在番地里頭。”

為了搶這些寶貝，日本人把警戒線硬往深山里推，拉電網(wǎng)，收獵槍，簡直是把人往絕路上逼。

1910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搞了個喪心病狂的“五年計劃”，砸進去1600多萬，調(diào)動了一萬多軍警。

結(jié)果咋樣？

把高山族同胞打死打傷了一萬一千多。

這哪是治理啊，這就是明晃晃的屠殺。

為了盯死幸存下來的人，日本人織了一張密不透風(fēng)的警察網(wǎng)，平均每20個高山族同胞背后，就戳著一個警察。

這幫警察在山里就是土霸王，克扣工錢、欺男霸女那都是家常便飯。

老話說得好，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這話在臺灣應(yīng)驗了整整五十年。

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打得挺響：把你打服了，餓瘦了，再把腦子洗了，你就老實了。

可結(jié)果呢？

恰恰相反。

從1895年開始，臺灣人的反抗火種就沒滅過。

起初是硬碰硬。

像林少貓、簡大獅、柯鐵這些硬漢，利用山里的地形跟日本人打游擊。

雖說最后大多壯烈了，但也崩掉了日本人好幾顆牙，讓他們付出了慘痛代價。

到了上世紀20年代，林獻堂這幫人帶頭，搞了15次請愿，非要設(shè)個“臺灣議會”。

雖說回回都被日本人駁回來，但這一下下就像扇在殖民政府臉上的耳光，讓所有臺灣人都看清了那個所謂的“法治”是個什么爛貨色。

等到1930年，憋了太久的火終于炸了。

這就是轟動世界的“霧社起義”。

10月27日，忍無可忍的高山族同胞端了警察所，宰了一百多個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日本人。

日本人這回徹底急眼了，調(diào)大軍，甚至連飛機都派出來了，往山里扔毒氣彈。

霧社起義雖然敗了，但它徹底戳穿了日本人所謂“理番成功”的鬼話。

它證明了一件事：哪怕你收繳了槍支，卡死了經(jīng)濟，甚至逼著他們改名換姓說日語，你也永遠征服不了這顆心。

到了二戰(zhàn)后半段，日本人徹底瘋了。

他們開始搞那個癲狂的“皇民化運動”。

不許說中國話，不許拜自家祖宗，非得去拜那個什么“天照大神”。

買張火車票要是不會飆兩句日語，直接被吼一聲“滾蛋”。

更缺德的是，還要抓臺灣壯丁去當“軍夫”，送上前線當炮灰。

表面上看，這會兒似乎是日本統(tǒng)治最“穩(wěn)當”的時候，滿大街都是穿和服、講日語的人。

可安藤利吉最后那句感慨，就是這么來的。

這種“穩(wěn)當”，是靠刺刀尖和嚇唬人撐起來的。

一旦刺刀折了，恐懼散了，剩下來的，就是這五十年積攢下來的、刻進骨頭里的仇。

1945年，日本投降。

那座精心設(shè)計、處處透著算計的殖民大廈，嘩啦一下全塌了。

歷史給出了答案：你可以用槍桿子逼人低頭，但你永遠沒法用槍桿子逼人敬你。

所有的欺壓，到頭來都變成了侵略者給自己挖的墳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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