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那個四月天，北平城里來了個叫湯澤三千男的日本客。

這人來頭不小，以前在日本國內(nèi)干過內(nèi)務(wù)次官，這會兒搖身一變，掛了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顧問”的牌子。

對于自己到底是個什么角色，他后來甩出一句特別形象的大實話：

“我是個捧著飯碗、硬闖進(jìn)門的管家?！?/strong>

這話聽著挺逗，其實正好戳中了日本人在華北的痛處——想當(dāng)一家之主吧，這院子太大，根本看不過來；想找個看家護(hù)院的代理人吧，又怕這人既不聽話，又撐不起場面。

那一整年，日本侵略者其實都陷在一個解不開的死結(jié)里：仗是打贏了，可地盤愣是咽不下去。

咱們把日歷翻回1938年年初，瞧瞧日本軍部桌上那本爛賬是怎么算的，再看看他們是怎么想用“偽政權(quán)”這塊爛補丁，去堵那個越漏越大的戰(zhàn)爭窟窿。

剛進(jìn)1938年，日本陸軍的日子其實過得緊巴巴的。

乍一看，數(shù)據(jù)相當(dāng)唬人：在華北、華中還有長江下游這一帶，日軍一口氣砸進(jìn)去了16個師團(tuán)，總兵力加起來足足七十萬人。

可要是把這七十萬人撒在中國這片大得沒邊的地圖上，那點兵力就像是一把鹽扔進(jìn)了太平洋，連個響兒都聽不見。

為了維持局面，日軍只能拆東墻補西墻：1月份弄了個“駐蒙兵團(tuán)”去盯著內(nèi)蒙和晉北；2月份又把華中方面軍給撤了，重新攢了個“華中派遣軍”，讓畑俊六大將坐鎮(zhèn)，專門盯著江南那一攤子事。

兵力缺到什么份上？

日本陸軍當(dāng)時滿打滿算就34個師團(tuán)，本土和朝鮮各留一個看家，東北還得放8個防著蘇聯(lián)，剩下24個全填進(jìn)了關(guān)內(nèi)的泥坑里。

這會兒，擺在日本人面前的就兩條道：

第一條道：收手不打了，先把占的地方消化消化。

可這么干就等于承認(rèn)吞不掉中國，面子上掛不住，國內(nèi)也沒法交代。

第二條道：硬著頭皮接著干，想靠多占幾個大城市逼著國民政府低頭。

日本人骨子里那種賭徒性格又冒出來了，他們選了第二條路，那是條不歸路。

1938年開春，日本華北方面軍嫌手里的地盤不連貫，非要打通南北，把華北和華中連成一片。

于是，第十師團(tuán)的磯谷廉介和第五師團(tuán)的板垣征四郎，這兩支所謂的王牌勁旅，像兩把大鐵鉗子，氣勢洶洶地?fù)湎蛐熘荨?/p>

按日軍的老黃歷，只要皇軍一沖鋒，對面就得垮。

可這回，算盤珠子撥錯了。

3月23日，賴谷支隊一頭撞進(jìn)了臺兒莊。

這一撞不要緊，門沒撞開，反倒被人家關(guān)起門來一頓暴揍。

中國守軍池峰城部那是真玩命，哪怕陣地丟得只剩南關(guān)一個角，照樣敢組織敢死隊反撲。

更要命的是，日軍平時最得意的“呼叫援軍”這招也不靈了。

坂本支隊想過來撈人，結(jié)果把自己也給搭進(jìn)去了。

等到4月7日，臺兒莊那邊的槍聲一停，日軍死傷一大片，跑得比兔子還快。

這是繼平型關(guān)之后又一次讓人提氣的大勝仗，直接把“皇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打得粉碎。

這時候，日本人那種“贏了想贏更多，輸了想翻本”的毛病又犯了。

臺兒莊栽了跟頭，他們不覺得是戰(zhàn)略出了問題，反覺得是賭注下得不夠大。

大本營一拍桌子：打！

接著打徐州，打完徐州去武漢，拿下武漢再取廣州。

這筆賬他們想得很美：只要把武漢和廣州拿下來，國民政府肯定崩盤，中國就是我的了。

結(jié)果咋樣？

徐州是拿下來了，可中國軍隊的主力早就撤得沒影了；花園口決了堤，洪水直接把日軍想進(jìn)鄭州的路給封死了。

武漢確實占了，廣州也到手了，可那都拖到1938年年底了。

這時候日軍沿著長江和海岸線鋪得更散，戰(zhàn)線拉得比面條還長。

哪怕是新組建的第十一軍，岡村寧次親自指揮，在萬家?guī)X也被中國軍隊圍住，第106師團(tuán)差點就被整建制地報銷了。

仗打到這個份上，日本人終于琢磨過味兒來，發(fā)現(xiàn)了個可怕的事實：這趟車根本沒有“終點站”。

占了武漢，重慶還在打；占了沿海，內(nèi)地照樣不服。

這場仗，變成誰也奈何不了誰的拉鋸戰(zhàn)了。

既然靠槍桿子一口吞不下，日本人就開始動歪腦筋，想玩政治手段。

這就是為什么要在那會兒的北京城，上演那出“不請自來的管家”戲碼。

早在1937年8月，關(guān)東軍那邊就鼓搗出一個《對時局處理大綱》。

這里面的算計精得很：把河北、山東、山西捏一塊兒，再把察哈爾、晉北捏一塊兒，分開立幾個傀儡山頭。

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想把中國弄成“聯(lián)邦化”，徹底拆散架。

那個特務(wù)頭子喜多誠一話說得特別露骨：“咱們不搞地方政權(quán)，要搞就搞個‘中華民國聯(lián)省政府’，以后把華中、華南都并進(jìn)來，直接把南京那邊給替了?！?/p>

說白了，就是把中國拆零碎了，再按日本人的心意拼積木。

為了干成這事，得找代理人啊。

找誰呢？

有點骨氣的中國人早跑了，要么就是死活不干。

剩下的，只能是些“過期的陳年舊貨”。

日本人把眼光盯在了北洋時期的那些老政客身上。

像當(dāng)過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王克敏，還有那個老牌漢奸江朝宗。

1937年12月14日，就在南京淪陷后的第二天，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里，一場荒唐透頂?shù)摹暗腔髴颉遍_鑼了。

那個所謂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就這么宣告成立了。

這個偽政權(quán)的架子搭得那是相當(dāng)有講究，處處透著日本人的賊心眼。

頭一個，名字叫“臨時政府”。

干嘛非得“臨時”？

因為日本人還不想把路走絕了，心里還做著夢，想著以后能招安國民黨里更大的實力派，或者把這兒當(dāng)成未來“新中央政府”的一個分店。

再一個，這政府沒“總統(tǒng)”。

按理說立個山頭總得有個老大吧？

可日本人扒拉了一圈，發(fā)現(xiàn)王克敏、湯爾和這幫料，分量實在太輕，壓不住場子。

要是硬把他們推上去，別說中國人不信，國際上也得笑掉大牙。

得，索性空著，搞個不倫不類的“行政委員會委員長”。

最諷刺的是：這政府有行政、治安、教育、救災(zāi)這些部門，唯獨缺個“外交部”。

為啥？

因為你是我的提線木偶，你配搞什么外交？

你的外交，就是老老實實聽日本人的話。

為了保證這個“聽話”能落實，日本搞了個“顧問制度”。

1938年4月17日，寺內(nèi)壽一逼著王克敏簽了個字據(jù)。

意思很簡單：政府里的要害部門，得用日本人當(dāng)顧問；遇上大事，必須先跟顧問“掏心窩子商量”，顧問點頭了你才能動。

他哪是來當(dāng)管家的，分明是來當(dāng)太上皇的。

日本人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軍事上占著交通線，政治上用偽政權(quán)管地方，想搞“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

可現(xiàn)實反手就給了他們一巴掌。

偽政權(quán)是立起來了：

河北省長給了高凌霨。

河南省長給了蕭瑞臣。

山東省長給了馬良。

山西省長給了蘇體仁。

看著像模像樣，甚至連縣一級的偽班子也稀稀拉拉搭起來了。

可問題是，這幫“省長”、“道尹”、“知事”，他們的手能伸多長？

頂多伸到城墻根底下。

因為日軍兵力不夠（別忘了那個撒鹽進(jìn)海的比喻），他們只能守住大城市和鐵路線上。

出了城，那就是八路軍、游擊隊和國民黨敵后部隊的地盤。

這些偽政權(quán)的官兒，絕大多數(shù)時候只能縮在城里過過官癮。

所謂的收稅、維持治安，在廣大的農(nóng)村那就是一句廢話。

回頭瞅瞅1938年，那是日本侵華戰(zhàn)略徹底崩盤的一年。

在戰(zhàn)場上，他們拿下了徐州、武漢、廣州，卻把“速戰(zhàn)速決”的可能性給丟了。

兵力被稀釋得像白開水，后勤壓力大得要命，原本想一口吃掉中國軍隊主力，結(jié)果把自己拖進(jìn)了漫長的消耗戰(zhàn)泥潭。

在政治上，他們費盡心思捏出來的“臨時政府”，就是個先天殘疾的怪胎。

一邊想用“漢奸治華”省點力氣，一邊又一百個不信任漢奸，非得派個“管家”騎在人家脖子上拉屎。

這種既想當(dāng)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做法，讓偽政權(quán)從娘胎里出來那天起，就沒半點合法性。

不管是王克敏，還是后來的汪精衛(wèi)，他們自以為是在跟日本人“合作”，其實在日本軍部眼里，他們不過是維持占領(lǐng)區(qū)治安的一次性耗材。

到了1938年年底，戰(zhàn)局變成了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樣子：

前面，是打不動的防線；后院，是管不住的占領(lǐng)區(qū)。

那個“不請自來的管家”湯澤三千男，手里端著的確實是個飯盆，但他很快就會明白，這盆里的飯，那是夾生的，根本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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