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方面披露，中國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五所傳統(tǒng)政法院校相繼完成檢察學二級學科設置的相關程序，并計劃于2026年正式招收檢察學專業(yè)研究生。這一消息在法學界引發(fā)了關注。在構建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宏大敘事下，檢察學學科的獨立建制似乎標志著某種制度性進步，體現(xiàn)了實務部門與學術機構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努力。然而，從法學學科固有的特殊性出發(fā)，這一動向值得學界以更為審慎和清醒的態(tài)度加以審視。

法學作為一門與國家權力運作緊密交織的學科，其知識生產的獨立性歷來是維系學術尊嚴與法治底線的核心要素。不同于自然科學或一般社會科學，法學的研究對象直接指向國家權力的配置與運行，其學術結論往往會對制度實踐產生即時且深遠的影響。正是這種特殊性，要求法學研究必須保持與權力主體之間的必要距離，以確保學術判斷的客觀性與批判性。檢察學以特定國家機關的職能活動為研究對象，該學科的獨立建置意味著學術資源、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yǎng)將圍繞單一權力主體展開建制化布局。這種制度設計本身蘊含著將學術生產與特定司法權力運行深度綁定的風險，可能使相關研究在不知不覺中被納入特定司法權力自我正當化的邏輯軌道，從而侵蝕法學研究應有的獨立品格。

從知識論的角度審視，學科劃分應當遵循知識內在結構的客觀規(guī)律，而非特定權力配置的現(xiàn)實需求?，F(xiàn)代法學體系經過長期演化，已形成以法律部門為基礎、以法律現(xiàn)象內在邏輯為紐帶的相對穩(wěn)定的學科框架。刑法學、民法學、行政法學、訴訟法學等二級學科的劃分，依據(jù)的是調整對象、調整方法以及法律關系的性質差異，而非特定機關的職能分工。檢察權作為國家權力的組成部分，其運行遵循訴訟規(guī)律，其理論基礎分布于憲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官制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將檢察實務中的諸多議題抽離出來，構建一個獨立的"檢察學"學科，在學理上似乎難以找到充分的自足性依據(jù)。這種以機關職能為軸心的學科設置邏輯，若推而廣之，是否意味著未來還需要設立"審判學""巡視學""督查學"等平行學科？如此發(fā)展下去，法學知識體系將面臨被權力結構碎片化切割的危險，學科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被人為割裂，最終損害的是法學作為一門系統(tǒng)科學的知識完整性。

或許，我們還可以從比較法的角度進行檢視。法治發(fā)達國家雖然也有針對特定司法主體的深入研究，但鮮有將"檢察學"作為獨立二級學科的先例。德國的檢察制度研究分散于刑事訴訟法與官制理論之中，法國的檢察理論研究同樣嵌入在刑事司法體系的整體框架內，日本的檢察論則主要作為刑事訴訟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這種制度安排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對檢察權性質的學理共識——檢察權本質上是依附于審判權的程序性權力，其理論闡釋無法脫離訴訟結構的整體語境而孤立存在。將檢察學獨立建制，在某種程度上預設了檢察權的超訴訟屬性，這與比較法上的主流認知存在張力，也可能影響中國法學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空間。

更深層的憂慮在于，檢察學學科的獨立設置可能帶來學術研究的封閉化與定制化傾向。學科建設意味著學術評價標準、話語體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塑。當檢察學成為獨立的學位授予點，其學術生產將形成相對自洽的閉環(huán)：特定的期刊、特定的評價體系、特定的職業(yè)通道。在這種結構下，研究者可能面臨來自實務部門的隱性壓力，學術批評的空間可能被壓縮，理論探討容易淪為政策詮釋。長此以往，檢察學可能從一個開放的研究領域蛻變?yōu)榉忾]的部門話語體系，其知識增量將主要服務于特定機關的職能履行與自我證成，而非推動法治原理的普遍進步。這種風險在當前的學術生態(tài)下恐怕并非杞人憂天。

當然，強調檢察學學科設置的風險，并不意味著否定檢察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更不是反對加強檢察理論建設。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檢察制度在現(xiàn)代國家治理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才更需要以開放、多元、批判的學術態(tài)度加以研究。檢察改革的實踐經驗需要理論總結，檢察權的運行規(guī)律需要學術闡釋，檢察制度的問題也需要學界指出。但這種研究應當融入既有的學科體系之中，在憲法學、訴訟法學、司法制度學的框架內展開，與其他學術傳統(tǒng)保持對話，接受多學科視角的審視。唯有如此，檢察理論研究才能保持其學術生命力與理論創(chuàng)造力。

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其要義在于立足中國法治實踐，提煉具有解釋力的本土理論，而非進行知識的行政化分割。檢察學二級學科的設置，或許出發(fā)點是良好的，但其潛在的制度風險不容忽視。法學界應當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在支持檢察理論研究深化的同時，警惕學科獨立可能帶來的“次生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