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正當那場轟轟烈烈的十年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上海的《解放日報》發(fā)表了兩封“革命群眾來信”，《解放日報》的編輯給這兩封革命群眾來信加上了一個《計劃生育工作不能放松》的標題，并配發(fā)了如下的一個充滿時代氣息的、火藥味十足的“編者按”：

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決不是個人生活小事，而是關系到破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習慣，建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習慣的大間題。它對革命、對生產、對家庭、對下一代的培養(yǎng)教育都起著直接的影響。今天上海皮鞋廠兩位革命造反派戰(zhàn)士的來信就很好說明了這一點。

最近以來，有些單位對這項工作有所放松，特別是有的醫(yī)療部門竟不愿向群眾宣傳，不肯貫徹計劃生育措施。這是對革命事業(yè)、對群眾利益不負責任的行為，必須引起衛(wèi)生領導部門的重視，加以改正。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也是一場階級斗爭。階級敵人會利用這個問題來搗鬼，向革命群眾散布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因此，我們不僅要同自己頭腦里的舊習慣勢力作斗爭，而且要提高警惕，把那些躲在背后搗鬼的階級敵人一個個地揪出來。

這兩封革命群眾來信，一封是上海皮鞋廠兩位革命造反派戰(zhàn)士寫來的，另一封則是署名為“陳群”的醫(yī)務工作者的來信。兩封革命群眾來信的全文分別如下：

編輯同志：

實行計劃生育，是一件關系到抓革命、促生產的大事。抓與不抓計劃生育后果大不一樣。拿我廠女工最多的縫紉車間來說，過去由于沒有認真抓好這一工作，婦女中病假人員多，家務負擔重，關心政治人少，車間生產效率低，經常出現停工待料現象，嚴重影響其他兄弟車間的抓革命、促生產。

后來，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認真抓了計劃生育工作，經常地、反復地宣傳計劃生育的好處，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幾年來取得了很好效果。

由于生育有了計劃，孩子和家務的牽累少了，現在這個車間的女工都能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在階級斗爭女和生產斗爭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生產任務月月超額完成，并且保護了婦女的身體健康，減輕了精神上以及經濟上的負擔。

現在有的同志認為，目前文化現大革命已進入奪取全面勝利的重要時刻，抓革命，促生產還忙不過米，哪有閑空來抓計劉生育工作。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計劃生育工作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抓好了這項工作，就能保證女職工的身體健康，使她們更好地把精力用到抓革命促生產方面去，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上海皮鞋廠兩個革命造反隊員

編輯同志：

我是一個醫(yī)務工作者，最近在聯系工作的過程中，發(fā)現有些單位對宣傳晚婚和計劃生育的工作比較重視。他們通過開辦學習班，開展革命大批判，把宣傳晚婚和計劃生育工作列入議事日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與此相反，有些單位卻對計劃生育工作貫徹不力。有的醫(yī)務人員不愿耐心宣傳，不肯負責作技術指導。今年四月，寶山縣顧村公社有六個產婦，產后到一個醫(yī)院要求作絕育手術，這個醫(yī)院竟以拒絕。陪同的生產隊干部一再要求予以照顧，他們仍不背答應。最后，他們向縣領導部門反映，醫(yī)院才勉強的替她們做手術。事后，個別醫(yī)務人員還大為不滿，罵生產隊干部多管閑事，氣得六個產婦都哭了。

計劃生育工作，是廣大革命群眾的迫切要求，我們希望有關單位和醫(yī)療部門能對此引起視，切實把它抓起來。

在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計劃生育這么一件日常工作，竟然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諄諄告誡革命群眾要防止“階級敵人會利用這個問題來搗鬼，向革命群眾散布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

當時的上海靜安區(qū)江寧街道發(fā)現有人對知識青年散布“早談戀愛，早結婚，早享樂”的思想，便認定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上山下鄉(xiāng)的罪行”，并進行了揭批。

川沙縣合慶公社(今屬浦東新區(qū))有個人大罵上門作節(jié)育動員的干部，有關部門便“抓住這個活靶子，掛上黑主子，開展革命大批判”。

這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定調，為特殊時期計劃生育工作平添了幾分威嚴和緊張，現在回頭審視再看，似乎多少有些荒謬不堪，但在當日卻是絲毫馬虎不得的政治任務。

1968年1月19日，《支部生活》1968年第2期刊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提倡晚婚的通知》：根據市婦聯革命造反兵團、市衛(wèi)生局機關七兵團以及盧灣、普陀、楊浦、黃浦、南市等區(qū)計劃生育辦公室反映，最近以來，本市人口的出生率有顯著上升，早婚的也多起來了。1967年的出生率比1966年增長50%左右，結婚數增加一倍左右。

又據1968年8月28日《支部生活》第56期《進一步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去冬以來，早婚現象增多。各區(qū)、縣人口出生率均有較明顯的上升。如出生率一貫較低的黃浦、靜安兩區(qū)，今年3月比去年同期增長近50%。全市城鎮(zhèn)人口出生率1968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長24%以上。

其實早在運動開始前的1963年，上海市計劃生育工作委員會就成立(后來各區(qū)也相繼成立了同類機構)，并明確晚婚年齡為市區(qū)男性30歲左右，女性25歲左右；農村男性25歲左右，女性23歲左右。生育則提倡“少、稀、晚”,即生育子女數控制在2~3個以內，每胎間隔4~5年，初育婦在26歲以上。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1973年12月，上海市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宣布成立，并對“晚、稀、少”作出明確規(guī)定：晚婚男性為25周歲，女性為23周歲；二胎間隔4年，最多生兩個孩子。

十年運動結束后的1979年8月，上海市革委會提出“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給予獎勵的政策。1981年8月，上海市政府修訂了有關規(guī)定，正式提出“嚴格控制第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