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nèi)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jié)尾

1958年夏天，北京的天熱得厲害。

陳郁坐在中南海的一間屋子里，汗水順著鬢角滑下來。

他剛從煤炭部的會議室出來，手里還拿著一份關(guān)于井下采煤技術(shù)改進的文件。

可眼前這場見面，和他手頭的工作，毫無關(guān)系。

“廣東同志指名要你。”這句話是周恩來說的。

很平靜，但分量很重。

陳郁一時沒說話。

他不是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廣東情況復(fù)雜，經(jīng)濟底子薄，地緣敏感，干部隊伍也不太穩(wěn)定。

去廣東，等于從中央正部級位置下放地方，而且是挑最難的攤子接。

周恩來看出他的猶豫，聲音放緩了一些：“我舍不得你走。

但毛主席也批準了。

你在那邊有群眾基礎(chǔ)，而且，他們真的是點了你的名?！?/p>

陳郁點點頭，站起來，緊緊握住了總理的手。

那一刻他沒說太多，只說了一句：“我聽組織安排。”

說起來，這已經(jīng)不是他第一次“被調(diào)離”了。

1931年，他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當時在黨內(nèi)會上寫過一份《申明書》，對當時中央的左傾路線提出質(zhì)疑。

結(jié)果很快就被安排去了蘇聯(lián)，名義上是學習，實際是邊緣化。

到了蘇聯(lián)沒幾年，他因為“嚴重警告”被送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

整整六年，工廠、宿舍、食堂三點一線，手上的老繭一層壓一層。

可他沒抱怨。

反而在那個寒冷的地方，成了大家口中的“彼得同志”——一個干活頂用、技術(shù)好、從不多話的“紅色工人”。

那時候很多人都以為他回不來了。

1939年冬天，任弼時在莫斯科偶然翻到一份信，是陳郁寫的第十二封，前十一封都石沉大海。

這封信里，他沒埋怨一句，只是請求恢復(fù)組織關(guān)系，想回國參加抗戰(zhàn)。

信被送到周恩來手里，很快就有了回應(yīng)。

第二年2月，陳郁回到了延安。

那會兒的他，頭發(fā)花白了不少，比實際年齡老很多，但干起事來，照樣一口氣能走幾十里山路。

抗戰(zhàn)結(jié)束后，他被派到東北。

一窮二白的地方，布匹都得靠手工紡，人吃飯要憑糧票。

他照樣干，一邊修煤礦一邊建學校，白天下井，晚上開會，工人們說他“是個真懂行的”。

1950年，他成了新中國第一任燃料工業(yè)部部長。

全國煤炭年產(chǎn)量1400萬噸，石油基本是空白，電力更不用說。

他自己住在簡易樓里，辦公室常年開著地圖和礦產(chǎn)分布圖。

有人笑他“像個地質(zhì)隊長”，他只說了一句：“國家需要這個?！?/p>

北京礦業(yè)學院就是在這時候建起來的。

他擔任第一任院長，連實驗室的風機都是他親自聯(lián)系工廠做的。

有人提議削減教育經(jīng)費，他當場拍桌子：“你們這是殺雞取卵！”

所以，當1958年他被調(diào)去廣東，很多人都覺得“太可惜了”。

可他沒這么看。

他知道，那是另一個戰(zhàn)場。

到了廣東，他沒急著開大會，而是一個縣一個縣跑。

他去潮汕，去湛江，去珠三角的魚米之鄉(xiāng)，鞋子總是沾著泥。

別人說他是“省長”，他卻常說：“我不是來坐辦公室的?！?/p>

他提議創(chuàng)辦出口商品交易會，把廣州做成對外窗口。

那時候中國剛剛起步，外貿(mào)幾乎是零。

他說：“不能總想著別人來找我們，要學會自己走出去。”

1963年，香港鬧干旱，水源告急。

全港幾乎癱瘓，幾十萬人一天連一壺水都燒不上。

香港方面幾次通過不同渠道向廣東求助，信一封接一封地送到省委。

陳郁沒猶豫。

他親自上報中央，提出修建東江—深圳供水工程。

預(yù)算3600萬，動員1萬多工人。

他親自去現(xiàn)場，穿著解放鞋，腳上泥巴結(jié)成塊，手里還拿著圖紙。

有人勸他：“您這年紀，就別跑了。”他笑笑沒吭聲，第二天又出現(xiàn)在工地上。

不到一年，水就送到了香港。

那年他72歲，身體已經(jīng)很差了。

可誰也沒想到，1974年3月他病重去世，前一個月還在珠江口調(diào)研。

他是真拼到最后一刻。

很多年后，廣東一位老干部提起他，說：“陳郁那時候在，大家干活都安心。”

還有人說，從1974年以后，再也沒人敢隨便把水龍頭的水倒掉。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年大事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任弼時紀念館編，《任弼時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國礦業(yè)大學校史編委會編，《中國礦業(yè)大學校史》，中國礦業(yè)大學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