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道德判官，明天可能成為他人眼中的“惡人”。很多人覺得牢A就是個垃圾，因此就可以濫殺牢A嗎？

前文回顧：

“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婦一命抵一命嗎？”2026年1月末，留美博主牢A在直播中情緒激動地質(zhì)問。

他直接叫板法學教授羅翔對《水滸傳》“武松殺嫂”的法理解讀，一句“我很討厭羅翔”瞬間點燃了全網(wǎng)論戰(zhàn)。

武松的刀，沾著潘金蓮和西門慶的血，也映照出當代中國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巨大裂痕。

這場看似圍繞古典文學案例的爭論，迅速演變?yōu)楝F(xiàn)代法理邏輯與民間樸素正義觀的激烈碰撞。

一邊是羅翔堅持的程序正義、生命平等、法律底線；另一邊是牢A鼓吹的“忠臣孝子的命比奸夫淫婦值錢”。

當草根情緒為“快意恩仇”吶喊，當專業(yè)界為“法治底線”辯護，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輿論混戰(zhàn)，更是中國法治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一場深刻的理性危機。

1

這場爭論的導火索是羅翔對“武松殺嫂”案的現(xiàn)代法理分析。

羅翔從刑法角度指出，武松的私刑復(fù)仇行為按現(xiàn)代法律涉嫌防衛(wèi)過當甚至故意殺人，強調(diào)“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牢A則抓住中國人傳統(tǒng)的“善惡有報”心理，拋出生命價值不平等論：“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命，怎么能跟忠臣孝子（武松）一樣值錢？”

他將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原則歸為“西F價值觀”，認為不符合中國人的樸素道德觀。

很多草根網(wǎng)民紛紛站隊牢A。他們從情感上無法接受“緝毒警與毒販命等價”的邏輯，更共鳴于“惡有惡報”的樸素正義觀。

在當下社會，當程序正義在某些案件中顯得僵化甚至失靈時，公眾更容易產(chǎn)生對“快意恩仇”的向往。

知識界和法律界則普遍支持羅翔。他們強調(diào)法律的普遍性與穩(wěn)定性，指出如果允許個體憑道德判斷行使生殺大權(quán)，社會將陷入“比拳頭大小”的野蠻狀態(tài)。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非西方獨有，而是現(xiàn)代文明的基石。

細察陽谷縣令的“判決藝術(shù)”，會發(fā)現(xiàn)古代司法也并非如牢A所想象的那樣簡單粗暴。歷史上，知縣將武松的故意殺人改寫為“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的斗毆致死。

這是一種刀筆技巧。不如此，傳統(tǒng)社會也不會僅將武松流放。

2

羅翔的觀點之所以正確，在于他深刻理解程序正義的價值所在——它不是冷冰冰的條條框框，而是保護普通人免受權(quán)力恣意侵害的屏障。

道德激情殺人最大的問題在于標準的主觀性。

誰有資格定義“好人”與“壞人”？由誰來判斷什么情況該殺、什么情況不該殺？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因為潘金蓮“淫亂”而認為她該殺，明天是否也可以因為某人“不孝”而將其處死？

法律之所以將道德激情殺人排除在外，正是因為人類歷史已飽受私刑正義的苦難。

在中世紀歐洲的宗教裁判所和古代中國的私刑實踐中，無數(shù)生命在以“道德”為名的審判中消失。

程序正義的核心是“正當程序先于實質(zhì)結(jié)果”。它要求國家懲罰必須經(jīng)過合法、透明、可審查的程序，從而避免權(quán)力濫用。這正是現(xiàn)代法治與封建法制的根本區(qū)別。

道德激情一旦合法化，就會陷入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huán)。程序正義雖然可能放過壞人，但私刑正義一定會冤枉好人。

今天的道德判官，明天可能成為他人眼中的“惡人”。很多人覺得牢A就是個垃圾，因此就可以濫殺牢A嗎？

從技術(shù)層面看，羅翔對武松殺嫂的分析也符合法律演進的方向。宋代法律已將殺人分為“謀殺、故殺、斗殺、誤殺、戲殺和過失殺”六類。武松的行為明顯屬于“故殺”，按律當斬。

而現(xiàn)代法律進一步明確程序正義和生命權(quán)平等，是人類法治文明的進步，而非倒退。

3

牢A的觀點暴露出一種法治觀念的滯后。這種思維習慣用道德判斷替代法律判斷，用情緒宣泄替代理性分析，離現(xiàn)代法治精神相距甚遠。

牢A的邏輯本質(zhì)上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江湖規(guī)矩。他聲稱的“忠臣孝子”不是真正的傳統(tǒng)美德，而是簡單化的道德標簽。

真正的儒家思想還講“仁政”“慎刑”，而在他這里，直接給道德配上了死刑執(zhí)行權(quán)。

這種思維的問題在于只有本能沒有理性。它迎合了人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情感需求，卻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實現(xiàn)路徑。

掀桌子很爽，但沒了桌子，你吃飯都得蹲著吃。

更令人擔憂的是，牢A的這種觀點極易被權(quán)力利用。

歷史上，以“道德”之名行迫害之實的案例不勝枚舉。當法律被道德激情沖垮，最終獲益的從來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定義“道德”標準的權(quán)力主體。

從傳播角度看，牢A的言論是一種流量游戲。他否定了“虛偽”的法律敘事，承諾了一個“善惡有報”的簡單世界，引得無數(shù)人追隨。

但這種簡單化的承諾，除了制造對立和收割情緒流量外，無助于任何實際問題的解決。

我們需要認識到，法治文明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后天學習和培養(yǎng)的思維方式。它要求我們超越“快意恩仇”的本能，接受程序正義的“束縛”，因為這正是保護我們每個人的制度設(shè)計。

4

今天，我們擁有比宋代更完善的法律體系，更應(yīng)懂得程序正義不是法治的障礙，而是法治的基石。

看似冷冰冰的法律平等與程序規(guī)則，恰是普通人避免被任意定性、任意處罰的最后防線。

當牢A們沉浸在“道德判官”的自我想象中時，真正的法治建設(shè)需要我們每個普通人從理解并捍衛(wèi)程序正義開始——這不是為了保護“壞人”，而是為了保護我們每個人可能成為的“少數(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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