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邢培霞

如何理解中國文化中“講不清的自我”

作者 |李向平、邢培霞

作者單位 |山東大學

原文 |

寫作這篇“天命自我”的初衷，一方面源于2024—2025年間《黑神話：悟空》的火爆問世，另一方面來自費孝通先生《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tǒng)界限》一文的啟發(fā)，我們將這兩者整合到一個如何理解文化與自我的問題之中。

這首先要從《西游記》的孫悟空形象講起。在《西游記》所構建的文化精神世界中，“大鬧天宮”的反叛姿態(tài)與“十萬八千里筋斗云”的超越能力，構成了極具感召力的象征組合，也是在童年階段最容易引發(fā)羨慕的能力想象。多少年來，人們反復閱讀、不斷欣賞這一可愛的神話符號，從而把個人的“自我”努力呈現(xiàn)為完整而統(tǒng)一的整體，得以承載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不同希望、情感，甚至是焦慮。因而，悟空的神話敘事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不斷改寫。這種改寫本身，實際上構成了一種“自我”如何隨時代變化而被重新理解與重塑的文化現(xiàn)象。

與此同時，孫悟空作為中國神話中公認的英雄，在其誕生之際就是一個天命無常、有德有能者才能肉身成圣的神話敘事，其中混合了儒、釋、道三教內容。它既能在“天命”中反抗“天命”，又會隨著“天命”原型在不同時代中的流變而不斷改變自身的象征意義。所以，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悟空形象。悟空這一形象為當下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人們能夠從文化社會學視角重新解讀世界、自我與角色，并進一步追問那些尚未窮盡、仍有待展開的問題。

在《黑神話·悟空》中，玩家以“天命人”的角色身份重新聯(lián)結了天人、命運、文化、歷史神話與當下現(xiàn)實等多重關系。尤其是“天命人”的設定本身就內含了“天·命·人”三重關系，因而得以激活一種隨時代不斷演變并持續(xù)顯現(xiàn)的文化原型，從而再次把個體與總體、神圣與現(xiàn)實、人格自我與人生命運聯(lián)結起來。在此文化背景下，《黑神話·悟空》模仿悟空神話所塑造的“天命人”，激活了人們對“天命”的重新體驗，以及對“自我”的重新理解和期待。當這種體驗被無數(shù)玩家投射到“人”的身上時，它便成為一種兼具科技創(chuàng)新和文化自信意味的“角色現(xiàn)實”。

針對這種文化現(xiàn)象，在宗教社會學的課堂上，我們討論了《黑神話·悟空》，請已經(jīng)完成“天命人”通關游戲的同學講述自己的游戲體驗，我們自己也在反復體驗玩家作為“天命人”在無數(shù)次打怪、通關過程中對天命的感悟。與此同時，我們在課堂上還專門播放了廣受喜愛的視頻劇《八十一難新解》，并圍繞“西游”神話中“為修得正果而作出的自我犧牲”展開討論。人們如何在人妖、善惡等對立關系中證明自身的神圣和美善，又試圖借此來把握和理解何種關于神妖、鬼佛的“神圣”定義。這些帶有青年流行文化風格與視角的“西游改編”故事，既有笑點，更有直擊人心的淚點，講述了普通人的自我成全——不得不把自己當作“第八十一難”。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改編使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價值理念更加貼近現(xiàn)實，也更能進入日常生活。

與《黑神話·悟空》中“天命人”的設定異曲同工的作品，還包括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鬧海》，兩部電影的主旨都是對“天命”的質疑和反抗。從“魔童”哪吒到“黑悟空”天命人，從“我命由我不由天”到“我即天命人”，從“狗屁天命，都是苦命”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轉這乾坤！”無不呈現(xiàn)了天命文化與自我角色之間的強烈張力。尤其是《黑神話·悟空》中的主角已經(jīng)不再以悟空為唯一中心，而是轉向繼承悟空使命的玩家“天命人”，在這里，個體甚至需要在天命之中依靠天命來反抗天命。一方面，“天命”構成自我修行、成圣的游戲規(guī)則；另一方面，天命人的自我特質只有在一次次對既定命運的抵抗中才能逐漸呈現(xiàn)。這一文化意向，恰好切中了當下一些年輕人對于自我的不滿，以及在結構性約束之下尋求自我重建的文化心態(tài)。由此浮現(xiàn)出的，是一個關乎文化與自我的主要問題：誰在規(guī)定“天命”？“自我”究竟是什么？

就此主題，我們也在一些高校進行了相關分享，進一步討論“自我”與中國文化的復雜關系，從東西方文化對“自我”的不同建構入手，旨在發(fā)掘那些有助于理解中國人的“自我”的文化意識與理論啟示。從《黑神話·悟空》天命人的自我呈現(xiàn)開始，轉而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天命與自我關系的討論，希望從中梳理自我呈現(xiàn)與中國文化的具體關系。

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再次閱讀了費孝通先生論述如何擴展社會學傳統(tǒng)界限的重要論著，其中特別論及天人之際與中國人的自我及其多重表征。費孝通先生的相關論點有如醍醐灌頂，使我們的討論豁然開朗。它為我們進入歷史傳統(tǒng)、梳理文化與自我的深層關系提供了理論方法，賦予了信心。針對中國人的自我多重性，費孝通先生認為存在著不同層次，如生物的“我”、社會的“我”、文化的“我”、表面的“我”、隱藏的“我”、說不清楚的“我”，以及“講不清楚的我”“講不出來的我”“不想講出的我”。費孝通先生的論點，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大致具有表層呈現(xiàn)的自我和潛在的自我兩種框架，或者說有一個原型一樣的東西，在左右、支配著社會的、文化的自我，并決定著自我活出來的樣子。與此同時，在各種自我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中，還運作著一個深藏不露的自我。

聯(lián)系華語學術界中有關中國文化與“關系自我”的討論，我們在疑惑，所謂的關系自我，究竟是哪一種關系在起決定作用，從而確定自我的文化特質，并塑造自我的生成結構和運作機制。因此，我們便由《黑神話·悟空》所引出的文化意象直接切入天命文化與自我的流轉關系。

《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文化符號，之所以能夠歷經(jīng)不同時代而不斷更新自己的象征意義，實際上就是因為有一個不曾講出來的原型自我，在支配著孫悟空形象的七十二變。在這種神話敘事之后，始終潛伏著一種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原型自我。它在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不同層次上交錯運作，持續(xù)配置并重組“天人關系”以及文化與自我的關系。

就拙文的討論和發(fā)現(xiàn)來說，我們在關系自我的概念中，在黑神話天命人的文化根源中，找到了天命自我的概念原型，并以此區(qū)別于西方文化所定義的“社會自我”?？鬃訌娬{的“天生德于予”，“君子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還有后世朱熹講求的“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幾乎都一語道破了中國人的“自我”如何生成的天機。個體的德性修養(yǎng)能夠決定天命的流轉，同時也反向肯定了天命的流動性，始終是自我繼替的驅動力。換言之，自我德性的強弱能促成天命的流轉和自我關系的切換。這似乎在自我討論的層面驗證了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的“社會繼替”的概念：社會的變遷往往是以自我的接納和認同來進行的。拙文所討論的是：以天命關系為原型的自我是如何被建構的，如何形成了不斷流轉的自我關系，自我如何在成己、成人、成圣過程中層級遞進。

在“天命”的潛在運作下，人們似乎能夠同命于天，同率于性。但一旦落實在日常道德實踐之中，天命又會因其在不同個體身上的切換與分配而呈現(xiàn)差異，進而形成“各人頭上一方天”。由此，自我既被塑造為“能夠講清楚的自我”，自我可被敘述、可被道德化，同時又保留了“講不清楚的自我”，難以言說與難以自證。兩者在實踐中形成一種互補機制。更由于“天道之數(shù)，人心之變。天道之數(shù)，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余則驕，驕則緩怠”（《管子·重令》）。天命自我的不同類型，很容易在天命流轉和自我類型的不斷切換之中，構成極化般的自我呈現(xiàn)，具有“講不清的”某些文化特征，我們把它稱之為“雙極自我”。它在天命這個總體大用的基礎上，我們試圖理解君子與小人、大我與小我、圣人與禽獸之間的兩極關系，類似于佛教所說的那樣：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關系在轉化之前，必先走向其對立面，然后再被整合。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如何理解中國文化中“講不清楚的自我”，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一個涉及理論和方法的文化社會學問題。它是這個時代的道德源頭和價值原型，是一個將自身置于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時間序列中的現(xiàn)代問題。它涉及自我與自然、宗教、文化、社會、國家、民族、性別等復雜關系。

古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社會學研究》的文章則可謂是社會學專業(yè)領域中學術論題共同建構之典范。從天命自我的初稿一直到最后的定稿，再到校對，我們由衷地感謝審稿人切中肯綮的批評建議，感謝編輯部令人心底一亮的修改思路，感謝責任編輯一絲不茍的敬業(yè)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專業(yè)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