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河北有個叫陳發(fā)的研究員，膽子肥得很，直接給蕭克將軍寄了一封掛號信。

這信可不是什么求字畫、攀交情的客套話，而是直接沖著55年前的一樁“鐵案”去的——冀東抗聯(lián)司令高志遠被槍決的事兒。

要在那個年代給這種級別的案子翻舊賬，沒點硬貨那是真不敢張嘴的。

陳發(fā)在信里說得挺直白，意思就是當年定高志遠“叛國”的證據(jù)，看著有點懸。

這封信就像一顆遲到了半個世紀的子彈，雖然沒了火藥味，但撞擊力依然生猛。

蕭克將軍收到信后，沒發(fā)火，也沒立馬回絕，而是盯著這信足足沉思了大半年，這反應本身就挺耐人尋味的。

這事兒要是擱一般人身上，估計早就回一句“維持原判”把這茬給揭過去了。

但歷史這玩意兒，往往比電視劇更燒腦。

蕭克將軍后來回了信，還特意附上了一份關鍵材料——這是當年公審大會檢察長楊春甫的回憶錄。

老將軍的意思很明確，當年殺高志遠，那是走了正規(guī)程序的：第一，是公開審判，沒搞暗箱操作；第二，為了這就顯公正，還專門請了個懂法律的專家，甚至拉了個國民黨代表來陪審；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條，高志遠在刑場上是“認罪”了的。

前兩條好查，但這第三條，后來直接演變成了歷史版的“羅生門”。

咱們得先扒一扒高志遠這個人的底子。

他壓根就不是那種根紅苗正的典型干部，他是舊軍人出身，身上帶著一股子濃重的江湖習氣。

那時候抗聯(lián)的日子苦啊，缺槍少糧，還要被鬼子圍剿，高志遠這種過慣了舒服日子的舊軍官，心里頭確實犯嘀咕。

按楊春甫和老領導李運昌的說法，高志遠是受不了罪，想帶隊伍去投靠老軍閥吳佩孚，去過好日子。

他把舊軍隊那套“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哲學，硬搬到了紀律嚴明的革命隊伍里，這不撞墻才怪。

李運昌后來回憶說，公審的時候高志遠自己都認慫了，說“大家都不要學我”，承認是想去享福，不想在山溝里吃糠咽菜。

這話聽著挺順理成章的，一個意志不堅定的舊軍官，在那種威壓下崩潰了，合情合理。

可怪就怪在，當時在場的其他人，看到的畫面完全不一樣。

就像一面摔碎的鏡子，每個人撿起來的碎片，照出來的都是另一個高志遠。

有個叫李炳志的小戰(zhàn)士記的清清楚楚，高志遠當時嘆了口氣，說的是：“過去全怪我糊涂，心肝給豬油蒙了，今天算是清醒了�！�

這話吧，聽著像是懺悔，但更像是一種無奈的自嘲。

結果呢，圍觀的村民王福用聽到的又是另一碼事，他說高志遠喊的是：“一步錯，步步錯…

跟日本鬼子干到底！”

你看這事兒鬧的，這哪像個叛徒？

分明是個雖死猶榮的硬漢。

更離譜的還在后頭。

有的當事人回憶說，高志遠當時喊冤喊得震天響，說自己是“忠良”，還想讓政委給中央帶話。

戰(zhàn)士劉銘聽得真真的，他說高志遠確實承認聯(lián)系過吳佩孚，但那是為了給弟兄們“搞點糧餉”，是所謂的“曲線救國”，壓根沒想真投敵。

這就很有意思了，同樣一個動作，是“叛變”還是“籌款”，完全看你怎么解讀。

高志遠可能到死都覺的自己挺冤：我就是想給部隊弄點吃的穿的，怎么就成漢奸了？

這種舊式軍閥的腦回路，碰上革命紀律的鐵壁，直接就碎了一地。

那個專門請來的法律專家、那個國民黨的陪審代表劉紹襄，其實都是那個時代為了追求“程序正義”做的努力。

但在戰(zhàn)時狀態(tài)下，意圖投敵和實際投敵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

高志遠的悲劇就在于，他試圖用江湖規(guī)矩來挑戰(zhàn)新時代的鐵律。

關于高志遠最后時刻最傳神、可能也是最接近真相的描述，來自后來學者的一份考證。

在那篇文章里，高志遠既沒有痛哭流涕，也沒喊什么豪言壯語。

他只是在公審會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扔下一句：“服！

崩吧！”

這三個字，太像他這種舊軍人的做派了。

一聲“服”，是對自己政治幼稚的買單；一聲“崩吧”，是對命運無常的最后妥協(xié)。

在那樣的亂世里，意圖投敵和實際投敵的界限，往往就在一念之間，而這一念，就是生死。

蕭克將軍在1994年的回信，其實是給定了一個基調(diào)：無論高志遠臨死前說了啥，在當時那個嚴酷的環(huán)境下，他的動搖已經(jīng)構成了巨大威脅，處理他是為了大局。

但這并不妨礙咱們今天回過頭來，去琢磨那些歷史褶皺里的細節(jié)。

55年的光陰，讓記憶出現(xiàn)了偏差，但也正是這些偏差，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粗糲感。

一九三九年12月的那天下午，槍聲響過之后，高志遠倒在了河北的凍土上，時年3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