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rlene (Lu) Steinberg, Judith L. Alpert, Christine A. Courtois

譯者：許標

第四部分 動力和影響

14 心理操控：“職業(yè)亂倫”中的性引誘過程

本章描述并探討性引誘過程，是本書第15章的姊妹篇。“性引誘”通常意味著“故意虐待”，可能只涉及一名來訪，也可能涉及與多名來訪（有時甚至是同時發(fā)生的）的持續(xù)性接觸。這種虐待，比通常所說的“情境虐待”（最常見的是單次事件）更蓄意、有預謀、目標明確，且更具人格特質。這也可能是治療師性成癮和性強迫，或色情狂的結果。目前，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也沒有可靠的數(shù)據(jù)表明哪種類型更常見——盡管文獻中常常對兩者加以區(qū)分。本章重點關注的是該譜系中更具蓄意性和目的性的一端。情境虐待則在采訪Dr. Celenza（見第4章）以及后記中得到了更多關注。我們首先從性引誘入手，然后介紹相關的動力機制，如“煤氣燈效應”、背叛創(chuàng)傷（個體與組織層面），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基于依戀的背叛盲視和創(chuàng)傷聯(lián)結，這些常被惡性或創(chuàng)傷性自戀型或精神病型掠奪者/治療師所利用。我們還將討論創(chuàng)傷動力和重演與移情反應的不同之處，以及治療師必須更多地了解這些動力機制，以避免陷入其中并避免在來訪身上付諸行動。

雖然我們的意在討論心理治療中的性不端行為，但必須認識到，此類虐待也發(fā)生在其他專業(yè)關系中，包括督導、咨詢和專業(yè)培訓項目中，并且可能涉及類似的動力機制。事實上，令人擔憂的是，當有些督導師存在任何類型的雙重關系，特別是涉及性化的雙重關系時，他/她們在向學員示范邊界侵犯的可接受性。近年來，許多州已將禁止心理健康及其他專業(yè)人員與來訪的性接觸（包括性騷擾）的規(guī)定，擴展至所有學生/學員、受督者、雇員，甚至來訪的配偶/伴侶、其他家庭成員及相關人員。

歷史上，性邊界侵犯最典型的組合，是年長的順性別異性戀男性治療師與年輕的順性別異性戀女性來訪（Gabbard & Lester, 1995; Schoener et al., 1989）。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期望、歧視、性別歧視、以及關于女性的錯誤理論觀點（見本書第9章）——即雙方之間權力和地位的不對稱——以及男性治療師數(shù)量較多與女性來訪數(shù)量較多之間的差異，常被認為是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最近，J. Wohlberg（私人交流，2019年3月）及其“治療剝削鏈接熱線”的同事們指出，這種典型組合已不再是唯一被認可的類型，因為女性治療師實施的嚴重邊界侵犯報告顯著增加，并且各種類型的治療師-來訪配對（男-男、女-女、男-女、以及對處于交叉譜系任何位置的個體）都有報道（討論見第13章）。女性侵犯者增多可能是因為有更多女性成為了心理治療師，也可能表明治療師角色的權力和權威，以及來訪失衡式相對較低的地位，再加上情境性和人格特質的脆弱性——其中一些是該特定組合獨有的——也在起作用。鑒于此，在本文中，我們將交替使用男性和女性代詞來指代實施侵犯的治療師和被侵犯的來訪。

我們故意選擇了一個具有挑釁性的標題和副標題，以闡明這一過程及其后果的嚴重性。在性引誘的案例中，涉及一種“心理操控”：其依靠治療師的欺騙和詭計支撐，目的是通過性手段滿足其各種需求。我們將這種情況下的性邊界侵犯，標記為“職業(yè)亂倫”，因為這種行為是高度禁忌的，由一個扮演類似父母角色的人實施：濫用其角色權威進行剝削，而不是促進個體健康地成長、發(fā)展和個性化。虐待式治療師也未能履行其保護責任。亂倫的受害者對此類虐待特別脆弱，原因在于其最初亂倫虐待的持久影響，以及他/她們的經(jīng)歷常常被他人（包括一些治療師）所迷戀（Courtois, 2010）。這類來訪需要的，不是再次受害于另一種性化的雙重角色關系，而是提供免受任何形式剝削的、安全條件的治療，以便他/她們能夠痊愈，并發(fā)展出新的自我保護技能和自我感。

涉及性引誘的蓄意虐待

性引誘過程在第15章中有詳細描述，因此我們在此僅提供簡要信息。Sinnamon（2017）提出了以下關于治療師或其他專業(yè)人員，對成人的性引誘定義：“任何成年人準備好允許自己被他人為了性滿足而虐待和/或剝削的情況”。“允許自己”這個短語可能看起來不恰當且有誤導性，但不應理解為受害者應對虐待負責或指責受害者。然而，這個短語準確地描述了許多來受害來訪在事后所報告的過程：該過程對他/她們造成了巨大的困惑、方向迷失、個人失權、在許多情況下的心理和行為被動，以及對自身自我、現(xiàn)實、意愿和感知的持續(xù)否定。正如Van Dam（2001）所指出的，對于受害者而言，性引誘“精心策劃了自己參與”對自己的虐待。性引誘過程的主要目標，是使來訪產(chǎn)生方向迷失、自我懷疑、喪失個人判斷和自我控制，同時增加對治療師的依賴和（過度）重視。這是一系列脫敏反應，導致來訪正常的謹慎、本能，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他/她們的道德和倫理觀崩潰，屈從于治療師。

性引誘不容易簡單地描述，因為除了涉及情感和心理操控策略，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侵犯來訪的生活和現(xiàn)實，它不遵循一套固定的規(guī)則和模式。施虐者似乎具有敏銳的能力，能夠感知每個受害者的需求和欲望，并直覺地知道如何以精心定制的方式操縱和控制他們。此外，治療師可能因為管理自身反移情的不當，針對而非為了來訪而利用其移情反應或創(chuàng)傷，和基于依戀的動力機制（包括付諸行動和重演）。這種情景在有關移情和反移情（特別是情欲化時）的精神動力學文獻中，有廣泛討論。類似的策略，也可能發(fā)生在心理治療以外的情境中（例如，邪教、騙局）。無論在何種情境下，每種有目的的邊界逾越或侵犯背后的動機，都是使施虐者能夠立即或最終，從脆弱的個體那里獲得某些東西——就治療師而言，是個人權力、征服、情感或反應的表達，以及通過性接觸獲得的滿足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目標起初并不明顯，因為施虐者會讓人覺得是他/她在滿足受害者的需求（即，提供特殊關懷和關注、提供無限制的認可等等）。性引誘可能如此微妙和漸進，以至于可能持續(xù)數(shù)年，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數(shù)十年，然后才開始性接觸。與更情境性的虐待類似，通常的性引誘過程是從微小的言語、身體和行為邊界逾越開始。然而，兩者的區(qū)別在于：這些行為是有預謀和蓄意的，而非更無意的。

然而，在其他情況下，性引誘可能不遵循這一進程，而是迅速升級，這種策略可能是為了震驚、嚇呆、迷惑并最終解除目標個體的防備而精心設計的。無論這個過程是陡然的、相對短期的，還是更漸進的，它通常涉及使用語言，有計劃地使來訪清晰思考的能力混亂、混淆和受到質疑，行為上主動參與，以及降低防御和阻抗。它還可能涉及：荒謬地聲稱是“愛”的言語表達，來滿足來訪的需求和渴望，即來訪“渴望聽到”關于自己多么特別、可愛和被需要；她多么幸運能擁有治療師專一的關注和愛；這種關系的特殊性和獨特性；等等。從那里開始，典型的進程是進展到看似無辜或偶然的身體接觸，然后是相對隨意和低程度的性接觸，用以試探和測試來訪的輕信性、脆弱性、邊界感和接受度。此外，禁忌性行為的誘惑，對雙方都可能極具吸引力且令人興奮。

正是這種誤導性信息與邊界逾越和侵犯相結合，共同創(chuàng)造了性虐待得以發(fā)生的背景。性引誘還通過將積極行為和反饋，與虐待因素混合在一起來起作用。這些虐待因素可能包括責備受害者，以及施虐治療師聲稱自己才是受害者（“你太有誘惑力了，我們之間的一切如此特別——看看你讓我做了什么？”）。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和期望，如“男孩就是男孩”，以及諸如“男性在面對有吸引力且可得的女性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性沖動”和“女性不能/不會實施性虐待”等陳詞濫調，可能被用作治療師性虐待行為的合理化、投射責備和恐嚇。

隨著時間的推移，行為會發(fā)生變化，升級為更深度的性接觸，通常伴隨著表達對受害者的愛，但有時隨后是憤怒、責備和蔑視，然后是道歉，從而建立起一種重復的模式（很像通常伴隨配偶暴力的“蜜月”模式或循環(huán)）。對于受害來訪而言，隨之而來的困惑和羞恥感（部分源于被要求的沉默和保密，有時涉及即使他/她們被暴露，也沒人相信的威脅，或來訪或其親人會受到傷害的威脅）使這種行為得以持續(xù)。在此過程中，來訪被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方式困住。對于那些在被認為非典型的關系中受虐的人（即，男性被女性虐待、同性虐待），羞恥感可能尤其強烈，并可能阻止他/她們討論或披露虐待。在典型情景中——無論何種組合——來訪承擔了責任以及隨之而來的內(nèi)疚和羞恥感，而沒有意識到擁有權力和責任的是治療師，但治療師已經(jīng)不放在心上了。大多數(shù)情況下，受害者會保守秘密，不告訴任何人。

Sinnamon（2017）指出，性引誘可能延伸到計劃的受害者之外，包括同事和其他人，甚至來訪的家庭成員。一些虐待式治療師在職業(yè)上是成功的。有些人正處于其職業(yè)和事業(yè)的巔峰。他/她們通常以某種方式呈現(xiàn)自己并行事，使他/她們被視為有道德、可信、可靠、正直甚至杰出的心理健康專業(yè)人士，或者他/她們利用權力激起他人恐懼并維持牢固控制。當虐待行為被曝光時（如果曝光的話），正是這種權力、權威、正直、欽佩和恐懼的表象，可能導致同行和其他人，否認該治療師可能做出如此惡劣的事情。即使在那些長期存在關于該治療師性邊界松懈、或傾向于支配他人，并壓制對其行為或權威的任何質疑的流言蜚語的群體和組織中，這種情況也會發(fā)生。雖然否認是同行中常見的反應，但也可能受施虐者性別的影響：女性治療師實施的虐待或同性別虐待，被認為不那么可信或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受害者可能被視為不如被指控的施虐者重要，她們的報告可能因下意識的否認和未經(jīng)充分調查而被駁回。這是另一種濫用權力。

Dimen（2011）在描述她自己被一位知名分析師（他在初次會談時就將舌頭伸入她口中）虐待的經(jīng)歷時，講述了她在數(shù)十年后披露此事及其他性化行為后，其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們是如何回應的。她寫到了該分析師的同事們的否認甚至共謀。當時或后來他/她們不知道、沒看到、沒采取任何行動——并且也不想。這種駁回和漠視對其雪上加霜，給她帶來了額外的痛苦，因為她感到“低人一等”。這種個人背叛通常發(fā)生在“機構背叛”的背景下�！皺C構背叛”是Smith和Freyd（2014）描述的一種動力機制：在治療師虐待中是具有貢獻和相互性，因而對受害者造成額外傷害。

盡管許多機構正在發(fā)生變化，但各類組織對披露或投訴虐待行為的典型反應，一直是安撫、平息、否認，或將責任歸于受害者，同時保護被指控的施害者（通常是擁有特殊權威、聲望和地位，或能有效恐嚇他人的掌權者），后者通常堅決否認指控并指責受害者。事實上，干預和向外部當局報告的行為，可能與涉嫌施害者在組織中的權力和地位程度成反比。Freyd（2018）創(chuàng)造了首字母縮略詞DARVO來描述最常見的機構回應：防御-回避-反轉受害者和施害者。Brown（2020）最近在描述組織懦弱時，增加了另一個維度，即組織背叛的一種強大且常常隱形的表現(xiàn)形式。

目前有幾種模型，描述治療師不端行為中的“成人性引誘”過程，它們在行為策略的描述和標記以及涉及的階段數(shù)量上，有所不同。但這些模型一致認為，該過程涉及一系列（通常是）漸進但精心計劃的行為和言語進程：這些行為和言語旨在吸引、誤導和剝奪潛在受害者權力，以使其卷入性接觸和性關系。該過程類似于兒童性虐待中，施害者尋找有需求或其他方面脆弱的兒童，并培育一種關系，使之成為虐待的背景。McNulty等人（2011）在《中和來訪：治療師對性邊界侵犯的敘述》中，報告的一項對三位受紀律處分的治療師的定性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治療師通過各種方式平衡權力失衡：最小化來訪的心理健康問題，強調關系的常規(guī)性和自身的需求，以及不愿與督導師討論本應引起關注的問題。受害來訪可能很早就開始意識到有些不對勁，但被治療師利用其角色、說服力和影響力質疑或說服。這種意識及伴隨的不適可能會持續(xù)、進一步發(fā)展、暫時潛伏，或在治療師強烈建議、堅持或強制保密，或受害者受到威脅和感到不安全時，重新浮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