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Unsplash / Dan Dimmock

撰文 |張?zhí)炱?/strong>

在當下的學術評價體系中，中國科研機構的排名在各大榜單上不斷攀升，這往往被視為科研實力躍進的印證。2025年的自然指數(shù)機構排名中，中國的研究機構甚至占據(jù)了前10名中的8位[1]。

在最近荷蘭萊頓大學科技研究中心的萊頓大學排名中，浙江大學已躍居首位，哈佛大學排名第三，另有七所中國高校進入前十[2]。中國高校在科研成果數(shù)量上的快速增長有目共睹[2]。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大學已經(jīng)在全面領先？大學排名的評價邏輯本身就放大了規(guī)模效應，而中國科研機構最不缺的正是規(guī)模。再考慮近年來頻發(fā)的學術不端事件，剔除那些由撤稿論文、過度自引和論文灌水所堆砌的虛假繁榮后，中國大學的水平究竟在什么位置？

近日，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約安尼迪斯（John P.A. Ioannidis）及其團隊最近發(fā)布的一項研究，給出了一個冷靜甚至有點潑冷水的答案。

01 足夠大，但不夠精

對于經(jīng)常關注科學計量學和元科學（Metascience）的人來說，約安尼迪斯這個名字可謂熟悉。這位有著深厚流行病學和統(tǒng)計學背景的學者，長期致力于通過嚴謹?shù)慕y(tǒng)計分析來審視科學研究的質量與可靠性。2005年，他發(fā)表了文章《為什么大多數(shù)發(fā)表的研究發(fā)現(xiàn)都是錯誤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直接引爆了生物醫(yī)學領域的可重復性危機 。

可以說，他是最擅長用統(tǒng)計技巧刺破學界泡沫的學者之一。這一次，約安尼迪斯將目光對準了全球近7000家科研機構，想要擠一擠科研機構排名的水分。他和愛思唯爾的研究者合作，設計了一套新的評判算法，減少了過去科研機構排名過于看重規(guī)模的弊端，并且專門懲罰那些通過學術不端和操縱指標來獲取排名的行為[3]。

作者們在論文中直言，傳統(tǒng)的科研機構排名系統(tǒng)存在嚴重的誤導。它們往往被體量巨大的大型機構所主導，只要合并足夠多的學院、招募足夠多的員工，就能在排行榜上通過堆數(shù)量來獲得高分 。這種邏輯不僅掩蓋了許多小而美的研究機構（如獨立研究所或科技公司）的卓越貢獻，更助長了高校盲目擴張規(guī)模、通過合并來刷榜的投機風氣 。

因此，作者依據(jù) 2025 年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榜單，計算各科研機構內部頂尖科學家所占的比例。與單純追求規(guī)模不同，這一比例并不會因合并或擴張而自動抬升。如果新增人員并未進入高被引行列，機構的整體比例反而會被稀釋。

同時他們也承認，單純看高被引科學家這一指標本身也存在缺陷，而且這一指標也容易受到操縱。正因為如此，這項研究才引入了撤稿、過度自引和問題期刊論文這三個懲罰因子。作者認為，只有經(jīng)過這些修正后的排名，才能從而提供一個更透明、更具公信力的機構評估標準 。

如果依然沿用舊有的堆數(shù)量邏輯，中國高校的表現(xiàn)無疑是世界級的。在進入“主要分析”的2380家大型科研機構中，中國共有410家入圍，數(shù)量上超過美國的344家，位居各國之首。

在全球擁有超過一萬名發(fā)文作者的116家大型科研機構中，中國占據(jù)了27家，僅次于美國的38家，處于全球前列。

需要說明的是，這項研究并非簡單統(tǒng)計機構在冊人員，而是采用了一套篩選框架，只納入那些處于職業(yè)生涯活躍階段、且在科研中持續(xù)發(fā)揮實質性作用的研究人員。

具體而言，這些作者需在1980年之后開始發(fā)表論文，并在 Scopus 數(shù)據(jù)庫中累計發(fā)表至少40篇論文，其中至少5篇以單一作者、第一作者或最后作者身份完成。只有當一個機構擁有不少于100名滿足這些條件的作者時，才會進入后續(xù)的百分位排名分析。

在規(guī)模這一維度上，中國高校更是展現(xiàn)了驚人的統(tǒng)治力。在擁有超過1萬名資深作者的全球116家“超級機構”中，中國占據(jù)了27席，僅次于美國。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悉數(shù)在列，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科研大國。

但當評價視角轉向頂尖科學家時，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在以“前2%頂尖科學家絕對數(shù)量”為指標的榜單中，中國僅有5家機構進入全球前100名。進一步看，在規(guī)模最大的那一批機構中，有8家中國高校的頂尖人才比例低于6%。

02 撤稿懲罰最嚴重的100家研究機構，75家來自中國

考慮作者設計的對于學術不端的懲罰機制，中國機構的排名跌落就更快。作者這套算法的核心，是機構的凈得分，也就是用機構擁有的頂尖科學家數(shù)量，減去因學術不端產(chǎn)生的懲罰，再除以符合“主要分析”條件的資深作者總數(shù)。

其中最嚴厲的懲罰來自撤稿。算法規(guī)定，凡因學術不端（而非出版社失誤）導致的撤稿，其扣分按撤稿作者身份總數(shù)的一半計算。換句話說，每出現(xiàn)兩個撤稿作者身份，就會在分子中抵消掉該機構一名頂尖科學家的加分。即便一所大學擁有 10 位全球前 2% 的頂尖學者，如果其他研究人員涉及 20 個撤稿身份，這 10 位學者的加分也會被完全抵消。

此外，算法還對過度自引和向低質量期刊灌水設定了 5% 的容忍上限。具體來說，先按領域統(tǒng)計每位頂尖科學家的自引率和在被 Scopus 中止收錄期刊上的發(fā)文比例，如果某位科學家的指標超過所在領域的95%的同行，就被視為異常行為。對于每個機構來說，如果這類異?？茖W家的數(shù)量超過該機構頂尖科學家總數(shù)的5%，每多出一名，就會在分子中扣掉一相當于名頂尖科學家的加分。

在按撤稿扣分排序的全球前 100 家機構中，中國機構占據(jù) 75 席，這75家機構占到了研究涉及的入圍的中國機構的接近五分之一 。而其他國家最多的也只有印度尼西亞占據(jù)3席。

這一數(shù)據(jù)意味著，在樣本涉及的全球科研機構中，中國幾乎霸榜了撤稿這一負面指標。這些撤稿往往與近年來屢禁不止的“論文工廠”，以及以數(shù)量為導向、犧牲質量的激勵機制相關。

除了直接的撤稿之外，通過過度自引人為推高引用指標，同樣是一種常見的學術造假方式。自引本身并非異常，在研究主題連續(xù)、方法路徑相近的情況下，本就難以避免。但當自引比例明顯高于同行常態(tài)時，它就不再是學術積累的自然結果，而更可能源于違規(guī)操作，甚至演變?yōu)橛薪M織的抱團互引。

在作者團隊梳理的“過度自引”負面榜單中，中國機構同樣顯眼，在按自引調整排名的全球前100家機構中，中國占據(jù)了9席 。雖然這一數(shù)字低于俄羅斯（26席），在占比上（2%）也不算高，但依然顯示出部分中國機構在這一方面并不健康。

此外，研究還關注了在“中止期刊”（Discontinued titles）上的發(fā)文情況。所謂“中止期刊”，往往是指那些因為掠奪性出版行為、質量控制缺失而被Scopus等數(shù)據(jù)庫剔除收錄的水刊。在這一指標上，中國也有12家機構進入了負面榜單的前100名，雖然在比例上也并不高，但數(shù)量上和印度并列第一 。

計算撤稿論文、過度自引和問題期刊論文的懲罰后，美國、英國、瑞士等傳統(tǒng)科研強國的高校在修正后的榜單上仍然表現(xiàn)出較強的穩(wěn)定性，中位百分位排名普遍保持在80%以上。相比之下，中國機構中位排名僅為 14.3%，與上述國家形成了極為明顯的差距。

在這套嚴格的評估標準下，中國高校的排名又顯得尤其靠后。這主要源于研究者設計的評估標準對學術不端的懲罰力度較大，同時更強調機構內頂尖人才的密度，而非整體規(guī)模。它提醒我們，中國高校在傳統(tǒng)排名中位居前列，是依照既有評價方式的結果。排名靠前或者靠后，有時候只需要換一個標準。

參考文獻：

• [1] Institution tables | Nature Index. (2025). Nature Index.
• [2] Arsenault, M. (2026, January 15). Chinese universities surge in global rankings as U.S. schools slip. The New York Times.
• [3] Ioannidis, J. P. A., Baas, J., Boverhof, R., & Voyant, C. (2025). Science-wide mapping and ranking of institutions based on affiliated authors. bioR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