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年關剛過，天津衛(wèi)眼瞅著就要變天。

在保密局天津站的那棟灰樓里，上演了一出讓人哭笑不得，卻又不得不服的“交接大戲”。

站長吳敬中——就是歷史上真名叫吳景中的那位少將，這會兒正忙著把兩袖清風換成兩袖“金”風，屁股一抬，坐上飛機溜之大吉。

他甩給接盤俠李俊才的，是一個爛得不能再爛的攤子：一堆捂不住的特務花名冊，外加一個鐵桶般的死局。

接盤的李俊才又是何許人也？

他當時頂著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處長的頭銜，也就是電視劇《潛伏》里那個讓人唏噓的“拼命三郎”李涯的歷史原型。

結局很諷刺：吳敬中飛去了海峽對面，繼續(xù)當他的太平官；李俊才留了下來，領著手下四個潛伏組，最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走進軍管會的大門，舉手投降。

這一幕，不僅把兩個人的命運劈成了兩半，更像是整個國民黨情報系統(tǒng)轟然倒塌的一個縮影。

很多諜戰(zhàn)劇迷心里都有個疙瘩：同樣是給軍統(tǒng)賣命，憑什么“老油條”吳敬中能混到少將，最后還能全身而退？

而那些黃埔軍校正經(jīng)科班出身、對他忠心耿耿的干將們，要么像鄭耀先那樣熬白了頭才混個上校，要么就像李涯那樣，稀里糊涂成了炮灰？

其實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看，里面藏著一本戴笠和國民黨高層心照不宣的“用人黑賬”。

這本賬算得那是相當精明，也透著一股子冷酷勁兒。

咱們先翻開第一頁：起跑線上的身價怎么定。

按老理兒說，黃埔軍校那是蔣介石的“心頭肉”，鄭耀先作為黃埔七期生，那是根紅苗正的“嫡系”。

在軍統(tǒng)這種講究門第的地方，理應是坐火箭升官才對。

可偏偏事與愿違。

當年戴笠剛把特務處（軍統(tǒng)的前身）支棱起來的時候，面臨著嚴重的人才荒。

搞情報可不是在戰(zhàn)壕里拼刺刀，那是技術活：無線電收發(fā)、密碼破譯、怎么滲透進組織、怎么從廢紙堆里分析出情報。

這時候，擺在桌面上能選的只有兩撥人。

第一撥，是黃埔軍校出來的愣頭青。

這幫人忠心是沒得說，敢打敢拼，但一碰到技術活就兩眼一抹黑，純屬“門外漢”。

第二撥，是剛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的留學生。

這幫人可是經(jīng)過蘇聯(lián)克格勃那一套系統(tǒng)訓練的，懂理論、玩得轉高科技、還精通組織架構，絕對是當時國內(nèi)最緊俏的“技術大拿”。

但這幫人有個要命的硬傷：他們很多人以前都入過共產(chǎn)黨，腦門上貼著“叛徒”或者“變節(jié)者”的標簽。

當時的決策路子特別現(xiàn)實：忠誠度這東西可以慢慢洗腦，但技術這玩意兒，不會就是不會，缺了它機器就轉不動。

于是乎，一個現(xiàn)在看來極其奇葩的定價體系出爐了。

為了把這幫寶貝疙瘩挖過來，國民黨開出的價碼高得嚇人：一進門就是中校，甚至直接給上校軍銜。

吳敬中，就是這撥人里的典型代表。

人家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回國一腳踏進系統(tǒng)，起點就在半山腰。

回過頭再看看黃埔系。

就拿后來號稱“軍統(tǒng)第一殺手”的陳恭澍來說，黃埔五期畢業(yè)，結果出了校門直接失業(yè)，慘到只能去老鄉(xiāng)家里蹭飯吃。

對這幫黃埔生來說，能進戴笠的特務處混口飯吃就得燒高香了。

他們的起步價是多少？

中尉，運氣爆棚的能混個上尉。

這就是鄭耀先和吳敬中在娘胎里就注定的差距。

鄭耀先（黃埔七期）進特務處，是從少尉這個底層干起的，屬于最苦最累的“行動特務”。

他得在死人堆里摸爬滾打好多年，立下數(shù)不清的功勞，才能把袖口上那條藍色的尉官杠，換成黃色的校官杠。

而吳敬中這幫“技術流叛徒”，一進來那就是教官、科長級別的。

在臨澧特訓班，吳敬中已經(jīng)是二中隊的中校指導員了，而后來坐上軍統(tǒng)局本部少將處長位子的程一鳴，當時更是上?？偨坦?。

這筆賬的邏輯太直白了：在老板眼里，能干臟活累活的人滿大街都是，但不砸重金，你根本買不來懂技術的腦瓜子。

這就引出了賬本的第二頁：崗位的風險系數(shù)。

在軍統(tǒng)大院里，一直有著“動腦子”和“動刀子”的階級鴻溝。

你看鄭耀先，或者是李涯，他們的履歷那是用血水泡出來的。

潛伏敵營、街頭刺殺、在一線跟日偽特務玩命。

這種活兒，風險高得嚇人，但替代性極強。

死了一個鄭耀先，戴笠轉頭就能從黃埔畢業(yè)生里再招十個張耀先頂上去。

可吳敬中呢？

咱們翻翻他的檔案：軍統(tǒng)臨澧特訓班中校指導員、中蘇情報所總務科上校科長、軍統(tǒng)西北區(qū)區(qū)長、東北區(qū)區(qū)長。

發(fā)現(xiàn)沒？

這老哥幾乎從來沒干過在一線拼刺刀的活兒。

在抗戰(zhàn)打得最兇、鄭耀先們在上海灘出生入死的時候，吳敬中正躲在特訓班的講臺上當老師，或者在情報所的辦公室里搞行政。

他一直待在系統(tǒng)的“大后方”和“中樞神經(jīng)”里。

這種崗位不光安全系數(shù)高，而且容易出政績。

戴笠培訓特務，那是離不開這批“莫斯科派”的。

特訓班的兩個副主任謝力公、余樂醒，總教官程一鳴，清一色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yè)的。

沈醉的花名冊上記得明明白白：“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lián)、賀元、徐永年、吳景中，這些個頭頭腦腦，都是曾經(jīng)留學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黨叛徒。”

戴笠對這幫人的使用策略就是：高官厚祿把你們養(yǎng)得白白胖胖，把你們肚子里的技術和經(jīng)驗榨干，但絕不輕易讓你們?nèi)デ熬€送死。

這兒還有個挺逗的細節(jié)，關于“軍銜”的。

很多人納悶，戴笠自己才是個少將（死后才追贈的中將），怎么能容忍手下人頂著個中將頭銜？

這還得說國民黨那個奇葩的軍銜制度：分敘任軍銜（正式編制，鐵飯碗）和職務軍銜（臨時工，帽子）。

這人在回憶錄里特嘚瑟，說他的軍銜比戴笠還高。

這事兒還真不假。

而戴笠長期也就是個敘任步兵上校，掛個少將的職務牌子。

戴笠這人也怪，他不光不嫉妒，反倒樂呵呵地幫手下人爭取這些高軍銜。

特別是對吳敬中、程一鳴這些“叛徒”，給個少將的虛名，既能安撫人心，又不用自己掏腰包，何樂而不為？

所以啊，吳敬中42歲就把少將牌子掛上了。

而鄭耀先直到從渣滓洞死里逃生，依然是個上校。

說白了，鄭耀先這種“打手”型人才，在戴笠的價值排序里，屬于“耗材”；而吳敬中這種“管理”型人才，屬于“固定資產(chǎn)”。

耗材那是用完就扔的，資產(chǎn)那是得想著法兒保值增值的。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筆賬：政治生存的“護身符”。

如果說前兩點決定了起步和分工，那么這第三點，直接宣判了結局。

吳敬中之所以能成為那個“坐飛機走的人”，而不是“留下來背鍋的人”，是因為他手里攥著一張鄭耀先做夢都沒有的底牌：同學關系網(wǎng)。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吳敬中不光學會了怎么搞情報，他還結識了兩個關鍵的大人物：一個是后來軍統(tǒng)的二當家、戴笠的死對頭鄭介民；另一個那是更不得了，“太子”蔣經(jīng)國。

這層關系網(wǎng)簡直太值錢了。

軍統(tǒng)內(nèi)部，戴笠和鄭介民那是面和心不和，明爭暗斗。

一般人夾在中間，很容易就成了炮灰。

但吳敬中玩得那叫一個溜。

他是鄭介民的老同學，這讓他天然就有了一把政治保護傘；他又是戴笠提拔起來的骨干，先后讓他管轄西北、東北兩個大區(qū)。

能讓兩個死對頭都覺得他是“自己人”，或者是“可用之人”，這就是吳敬中的道行。

反觀鄭耀先，或者是李涯。

他們身上都有一股子典型的“業(yè)務骨干”味兒：清高、倔強、只認任務不認人。

在《潛伏》里，吳敬中跟余則成掏心窩子說過的那些金句，那都是他的人生哲學。

這老狐貍早就看透了國民黨官場的本質(zhì)：光會做事沒用，得會做人；光對上級負責沒用，得給自己留條后路。

在西北區(qū)當區(qū)長那會兒，吳敬中按照戴笠的指令往延安派特務。

結果呢？

派出去的人就像肉包子打狗，全都沒了音信。

換個愣頭青，可能早就急眼了，或者擼起袖子親自上陣了。

但吳敬中穩(wěn)坐釣魚臺，該寫報告寫報告，該要經(jīng)費要經(jīng)費。

他心里明鏡似的，這種任務本來就是個無底洞，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才是正經(jīng)事。

到了天津站，眼瞅著大廈將傾。

李涯還在那兒傻乎乎地搞潛伏計劃，想為黨國盡最后一滴血。

吳敬中腦子里想的卻是：怎么把搜刮來的那些古董變現(xiàn)成金條，怎么搞到一張飛往南方的機票。

結局早就注定了。

懂技術的、有關系的、會做官的吳敬中，揣著金條飛走了，去過他的寓公生活。

懂業(yè)務的、有信仰的、只會埋頭干活的李俊才（李涯），捏著那一紙潛伏名單，留下來當了舊時代的殉葬品。

回過頭來看，鄭耀先和吳敬中的差距，不僅僅是少將和上校那一顆星的差距。

這是兩種生存邏輯的根本差距。

在軍統(tǒng)這個畸形的組織里，像鄭耀先、李涯這樣的人，確實是把“信仰”和“任務”頂在腦門上。

他們是組織的基石，也是最先被犧牲掉的代價。

而像吳敬中這樣的人，他們看透了組織的虛偽，把“利益”和“生存”算計到了骨頭縫里。

他們利用組織，榨取組織，最后在組織崩塌的前一秒，優(yōu)雅地抽身而去。

這也許就是那個時代最黑色的幽默：

最忠誠的，往往下場最慘；最圓滑的，反而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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