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

那張?zhí)厣馔ㄖ獣玫绞掷�，輕飄飄的，可分量卻重得嚇人。

漫長的改造歲月終于畫上了句號。

在這份最后的名單里，有十個名字透著一股子濃重的血腥味——他們是軍統(tǒng)留下的最后幾顆獠牙。

有人就要問了，這幾個手里沾滿鮮血的少將特務，憑什么能活到最后？

要知道在21年前，他們當中的好幾個，差點就成了槍下亡魂。

要把時間往前推到1954年初，一份加急報告擺在了公安部領導的案頭。

西南那邊急了，說重慶關著的王陵基、徐遠舉、周養(yǎng)浩這三個人，殺人太多，老百姓恨得牙癢癢，強烈要求鎮(zhèn)壓。

這時候，沈醉、宋希濂這幫人早就在北京功德林開始改造了，唯獨這幾個“刺頭”被死死扣在重慶。

這不是疏忽，而是特意的安排。

宋希濂去得早是優(yōu)待，沈醉去得晚，是因為留在重慶反倒暫時沒了性命之憂。

直到1956年，徐遠舉和周養(yǎng)浩才被押送進京。

一年后，沈醉也踏上了北上的路途。

到了1957年國慶節(jié)后，干部通知沈醉：“上級決定把你們轉(zhuǎn)到北京，一兩天內(nèi)動身�！�

沈醉跟孫渡、孔慶桂幾個擠在客艙里逆流而上，再轉(zhuǎn)火車。

到了北京頭一天早飯后，沈醉就聽到了一陣熟悉的咆哮聲。

他在回憶錄里寫道：“那高大的嗓門，一聽就知道是比我早來幾個月的王陵基�！�

雖然大家都到了北京，可結局完全不一樣。

沈醉因為改造積極，1960年就重獲自由了。

而他那十位“老同事”，卻要在高墻內(nèi)硬生生熬到1975年。

在聊這十個人之前，怎么也繞不開一個特殊的“插曲”——康澤。

康澤是1963年第四批特赦的。

他在管理所里最恨別人叫他“大特務”，有一次被獄友喊急了，操起板磚就砸，事后還找所長理論：“我是第十五綏靖區(qū)中將司令，是正規(guī)軍事干部！”

王英光所長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道康澤這是在避禍。

事實證明，康澤怕得有道理。

從1959年到1966年，前六批特赦人員中，只有康澤在后來的那場風暴中被“收拾”過。

原因很簡單，沈醉揭了他的老底。

當年康澤在江西圍剿紅軍時，別動隊成員被抓，他竟然剖開被俘紅軍的胸膛，取出心肝祭奠部下。

這種令人發(fā)指的暴行，讓他根本躲不過去。

相比之下，提前特赦對康澤未必是福，反倒是那最后留下的十個人，雖然把牢底坐穿了，卻躲過了外面的驚濤駭浪。

目光回到1975年，這十名少將特務中，誰最該殺？

黃康永或許是最“冤”的一個。

他本來都逃出大陸了，連李肖白、楊繼榮都不敢去臺灣，他卻不知為何折返，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

他在長沙期間支持和平起義，罪行相對較輕，特赦后還當上了浙江省政協(xié)委員，待遇不錯。

但有一個人，絕對是罪無可赦的標桿——周養(yǎng)浩。

如果在十人中選出三個惡徒，周養(yǎng)浩必居榜首。

當年西南公安部想殺他，絕非一時沖動。

他在息烽集中營當主任時，那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活閻王。

管理干部孫曙回憶，周養(yǎng)浩不僅是殺害張露萍、張蔚林的劊子手，更是霸占女犯的色鬼。

面對鐵證，周養(yǎng)浩只能低頭認罪。

李濟深的秘書李任夫，曾在息烽被關了五年，他在書里把周養(yǎng)浩的變態(tài)行徑記了個底掉。

周養(yǎng)浩看上了延安魯藝的學生張露萍，好幾次借“個別談話”圖謀不軌。

張露萍不從，周養(yǎng)浩便懷恨在心。

當李任夫得知周養(yǎng)浩侮辱女囚并向外泄露時，周養(yǎng)浩徹底撕下了面具。

“他召集全監(jiān)犯人，將我杖打一百下，打得血肉橫飛，還要罰吃鹽水飯一個月！”

李任夫回憶道。

張露萍也遭了毒手，被戴上鐐銬還要罰吃半個月鹽水飯。

這種人，哪怕在特務堆里，也是被鄙視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同為“殺人魔王”的徐遠舉，在功德林里卻成了“道德模范”。

徐遠舉脾氣暴，但幾次病危被政府救回后，態(tài)度大變。

他當上了《新生園地》的責編，專門抓還要“自私自利”的獄友。

沈醉說，徐遠舉那副豹頭環(huán)眼一瞪，抓起扯皮打架、分菜不勻的事兒毫不留情，獄友們都對他望而生畏。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1975年，所有戰(zhàn)犯全部特赦。

政府給足了路費，想留的安排工作，想走的絕不強留。

周養(yǎng)浩沒有絲毫猶豫，一門心思要去臺灣投奔老蔣。

他以為憑借當年的“忠誠”和這二十多年的“苦難”，怎么也能換來鮮花和掌聲吧？

可現(xiàn)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這時候蔣介石病入膏肓，蔣經(jīng)國大門緊閉，臺灣當局直接拒絕這批“老臣”入境。

即便吃了閉門羹，周養(yǎng)浩依然不肯回大陸，轉(zhuǎn)頭去了美國洛杉磯，最后客死他鄉(xiāng)。

1975年的特赦，是一場遲來的審判，也是一種歷史的寬恕。

這十個少將特務，從手握生殺大權的“閻王”，變成了時代的棄兒。

有人問，像周養(yǎng)浩這樣的人，到底該不該殺？

放在1954年，他死有余辜，民憤難平。

但放在1975年，留他一命，或許比殺了他更有意義。

把他們改造成普通人，讓他們親眼看看這個被他們試圖扼殺的新中國是如何站立起來的，這本身就是對舊時代最有力的回擊。

懲罰不僅僅是肉體的消滅，更是信仰的粉碎。

當周養(yǎng)浩站在美國街頭，回望那個回不去的大陸和不讓進的臺灣，他心中是否會有哪怕一秒的悔意？

歷史不語，只留下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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