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古裝劇的人都知道，一般來說，皇帝都是穿黃色龍袍，且自稱“朕”，但是到了宋朝，卻出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那就是宋朝皇帝幾乎不穿黃色龍袍，也不自稱“朕”，相反，皇帝經(jīng)常穿的龍袍反而是紅色的，而自稱也常常用“官家”自稱。

這就讓好事者以為，宋朝皇帝不敢穿黃色龍袍，也不敢自稱朕。實際上，可能并非如此，這里面暗藏著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超凡入圣的智慧。趙匡胤原本是后周的禁軍統(tǒng)帥，但是在陳橋驛被部下“強(qiáng)行”披上了黃袍，山呼萬歲，正是因為這樣以獨特的“黃袍加身”而登基稱帝的趙匡胤，對黃袍格外回避。

雖然史書都說趙匡胤是稀里糊涂的白撿一個皇帝來當(dāng)，但實際上可能沒那么簡單，要說天上真的掉餡餅，咋就偏偏砸中了趙匡胤呢？所以，這既讓趙匡胤得了便宜，但卻又讓趙匡胤心中隱痛，因為他害怕“黃袍加身”的故事重演或復(fù)刻，所以，在趙匡胤眼里，黃色龍袍既是唐代天子的想著，但又是“篡位”的視覺象征，所以，趙匡胤選擇不穿黃袍來回避它的神圣性。

在宋代，皇帝的龍袍主要是紅色和紫色，而黃袍只有在比較重大的典禮上偶爾使用。趙匡胤將黃袍漸漸變成了“儀式色”，而不是“日常色”，充分體現(xiàn)了趙匡胤卓越的政治智慧。為什么呢？因為通過逐漸降低黃袍的出場頻率，來逐漸淡化黃袍加身的過往。

那么，宋代皇帝為什么又要自稱“官家”呢？其實，這更是趙匡胤的一個大智慧。趙匡胤不穿黃色龍袍，本身就在弱化皇權(quán)，而自稱又改成了“官家”，讓君臣之間的壓迫感逐漸消散，趙匡胤的改變“君權(quán)神授”的帝王專屬自稱“朕”，而改為“天下為公”的“官家”，意在開啟一種新的時代。

那么，趙匡胤為什么要這么改呢？實際上，這是趙匡胤的偉大之處，趙匡胤通過少穿黃袍、自稱官家，實際上是有三個重要的核心邏輯。第一個是去神秘化，不再強(qiáng)調(diào)“皇”與“黃”的神秘諧音色彩；第二個是拉進(jìn)距離，營造出一種“君臣共治”的和諧氛圍；第三個是強(qiáng)調(diào)責(zé)任，突出皇帝只是“國家的管理人”，而不是“天下所有者”。

宋太祖趙匡胤是歷代開國皇帝中少有的大智慧者，他曾對趙普說，“天下自唐季以來，帝王凡易八姓，戰(zhàn)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為什么呢？因為皇權(quán)的過度集中，導(dǎo)致皇權(quán)失去約束，從而容易因為皇帝的錯誤決策，而誤國誤民。

趙匡胤不僅只是通過弱化黃袍和自稱官家來把皇權(quán)關(guān)進(jìn)籠子里，他還實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相權(quán)的制衡，讓宰相擁有副署權(quán)，可駁回皇帝詔令；又比如臺諫監(jiān)督，讓御史、諫官可以直言批評皇帝；還比如祖法約束，讓“祖宗家法”具有憲法性效力。

在趙匡胤的設(shè)計下，讓宋代的皇朝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而在這種體系之下，“官家”更像“憲法下的君主”，而不是“朕即國家”的絕對獨裁者。讓大宋王朝去實踐《呂氏春秋》中所說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偉大世界。

趙匡胤選擇一個已有一定認(rèn)知基礎(chǔ)、但未被帝王專屬化的稱謂，既實現(xiàn)了“去神圣化”，又避免了完全創(chuàng)新的阻力。讓宋朝實現(xiàn)皇權(quán)與士大夫階層結(jié)盟，共同統(tǒng)治。而在這種格局之下，皇帝是“盟主”而不是“獨裁者”；士大夫是“合伙人”而不是“奴才”；政治是“協(xié)商藝術(shù)”而不是“命令傳遞”。如果不是后來趙光義繼位，沒有繼承趙匡胤的雄才大略和高瞻遠(yuǎn)矚，宋朝可能會成為史上少有的和諧王朝。

宋朝的“官家政治”，是帝制時代一次獨特的政治實驗。它試圖在絕對皇權(quán)與完全民主之間，尋找一條“開明專制”的中間道路。盡管這個實驗最終失敗了，但它留下“對權(quán)力的警惕、對制度的尊重、對文明的珍視”的文化遺產(chǎn)，卻如暗夜星光，在中華政治文明的長河中，始終閃爍著獨特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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