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臺北，陽明山腳下的士林官邸，被籠罩在一片凄風苦雨之中。

對于剛剛敗退臺灣不久的國民黨政權(quán)來說，這漫長的雨季仿佛永遠沒有盡頭。

此時，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正站在官邸的走廊下，手里攥著一份加急絕密電文。

這位在軍統(tǒng)內(nèi)部以“笑面虎”著稱、向來喜怒不形于色的特務頭子，此刻的手指卻在微微顫抖。

01

那是從香港渠道輾轉(zhuǎn)傳回的準確情報，只有寥寥數(shù)行字，卻重如千鈞：

“戴笠獨子戴藏宜，已于1951年1月30日，在浙江江山縣被公審處決?！?/strong>

這是一個遲到了整整兩年的死訊。

在那個兩岸隔絕、鐵幕重重的年代，情報的傳遞往往伴隨著巨大的滯后與失真。

此前雖然坊間早有傳聞，但保密局一直心存僥幸，或者說，是不敢相信。

直到今天，確鑿的官方布告副本被送到了毛人鳳手中，所有的幻想才徹底破滅。

毛人鳳深吸了一口氣，整理了一下軍裝的風紀扣，推門走進了蔣介石的辦公室。

辦公室內(nèi)，蔣介石身著長袍馬褂，正背對著門口，凝視著窗外灰暗的天空。

聽到腳步聲，他沒有回頭，只是低沉地問了一句：“什么事？”

“報告總統(tǒng)，”毛人鳳的聲音有些發(fā)緊，“大陸方面?zhèn)骰氐拇_切消息……雨農(nóng)唯一的兒子戴藏宜，兩年前在老家江山，被槍決了?！?/strong>

房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那一瞬間，空氣仿佛凝固了。

只有墻上的掛鐘發(fā)出“滴答、滴答”的聲響，像是在倒數(shù)著某種情緒的爆發(fā)。

對于蔣介石而言，戴笠這個名字，意味著太多。

那是他最鋒利的“佩劍”，是幫他清除異己、監(jiān)視百官、掌控軍隊的“亞洲神秘人物”。

1946年戴笠在南京岱山空難身亡時，蔣介石曾痛哭流涕，甚至在日記中寫下“雨農(nóng)不死，何至如斯”的感嘆，將后來內(nèi)戰(zhàn)的失敗部分歸結(jié)為失去了這位情報天才。

而如今，戴笠尸骨未寒，他唯一的骨血，竟然也沒能保住。

足足過了五分鐘，蔣介石才緩緩轉(zhuǎn)過身來。

毛人鳳驚恐地發(fā)現(xiàn)，蔣介石的臉色鐵青，眼角肌肉在微微抽搐，那是他極度憤怒和壓抑的表現(xiàn)。

“怎么死的？”蔣介石的語氣平靜得可怕。

“公審，罪名是……反革命、殺害地下黨員、組織武裝暴亂。”毛人鳳低著頭，如實匯報。

其實毛人鳳心里清楚，戴藏宜并非無辜。

這個紈绔子弟在鄉(xiāng)里橫行霸道，甚至在1949年局勢已定時尚且負隅頑抗，確實是死有余辜。

但在政治的邏輯里，對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的人”。

“糊涂！無能！”

蔣介石突然爆發(fā)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筆筒里的毛筆都在亂顫，“雨農(nóng)為黨國效力一生，死后連根苗都保不住，這讓我怎么面對死去的雨農(nóng)？

怎么面對那些跟著我來臺灣的舊部？！”

這一聲怒吼，不僅僅是為了戴笠，更是為了此時此刻臺灣的人心。

當時隨蔣介石撤退到臺灣的軍政人員，大多拋家棄子。

如果曾經(jīng)功勛卓著的戴笠，其后代都落得如此下場而無人過問，那么誰還會死心塌地地效忠？這是一種極大的政治恐慌。

毛人鳳垂首肅立，冷汗順著鬢角流下，大氣都不敢出。

發(fā)泄完怒火后，蔣介石拄著拐杖，在地毯上走了兩個來回。他停在毛人鳳面前，渾濁的目光變得銳利如刀，死死地盯著這位現(xiàn)任的情報頭子。

“毛人鳳，你聽著?！?/p>

“是！”毛人鳳立正挺胸。

“戴藏宜雖然死了，但他還有妻子，還有孩子?！笔Y介石伸出一根手指，指著北方，一字一頓地說道：“我不管你用什么辦法，也不管要花多少錢、死多少人。

你必須把雨農(nóng)留下的孫子、孫女，全部給我接回來！”

說到這里，蔣介石加重了語氣，眼神中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勁：

“一個都不能少！這是死命令！”

“是！卑職明白！卑職這就去辦！”毛人鳳響亮地回答，隨后行了個標準的軍禮，退出了辦公室。

走出官邸大門時，外面的雨更大了。

冷風一吹，毛人鳳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后背早已濕透。

他站在臺階上，望著海峽對岸的方向，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

嘴上答應得痛快，但他心里比誰都清楚，這道“死命令”有多難執(zhí)行。

那是1953年??！

上海等地正在開展嚴厲的鎮(zhèn)反運動，戶籍管理森嚴如鐵桶。戴笠的兒媳鄭錫英和那幾個孩子，如今在上海也是隱姓埋名，如同驚弓之鳥。

要想在共產(chǎn)黨公安機關(guān)的眼皮子底下，把這一大家子活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出來，還要跨越漫長的封鎖線，這簡直就是“虎口拔牙”。

02

1953年的上海，曾經(jīng)的“東方巴黎”依舊霓虹閃爍，外灘的鐘聲依然每小時敲響一次。

但在那繁華的表象之下，這座城市正在經(jīng)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洗牌。

在上海靜安區(qū)的一條不起眼的弄堂深處，擠著一戶特殊的“困難戶”。

昏暗狹窄的亭子間里，空氣中彌漫著煤球爐的嗆人煙味和陳舊木板發(fā)霉的氣息。

一個看起來三十多歲的女人，正借著微弱的燈光縫補衣裳。

她面容清秀，卻難掩眉眼間的愁苦與驚惶。

她叫鄭錫英。

如果時光倒流七年，她是軍統(tǒng)教父戴笠的兒媳，是江山縣赫赫有名的戴家少奶奶，出入有警衛(wèi)，往來無白丁。

可如今，在這個新社會里，她只是一個背負著“反革命家屬”沉重枷鎖的寡婦。

屋里的那張破床上，橫七豎八地睡著三個男孩。

大兒子戴以寬，已經(jīng)懂事了，睡夢中眉頭還微微皺著；二兒子戴以宏，睡得最沉，嘴角掛著一絲口水；最小的兒子戴以昶還不到十歲，蜷縮在哥哥身邊。

看著熟睡的孩子們，鄭錫英放下了手中的針線，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這口氣里，藏著太多的恐懼和無奈。

自從丈夫戴藏宜在1949年被捕、1951年被槍決后，戴家的天就塌了。

萬貫家財被沒收，昔日的親朋好友唯恐避之不及。

為了活命，鄭錫英帶著三個兒子逃到了人海茫茫的上海。

在這里，她們不敢用真名，不敢提江山老家，甚至不敢大聲說話。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上海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

街道辦事處的大媽們戴著紅袖章，警惕地注視著每一個外來人口；派出所的戶籍警一遍遍核查著住戶名單。

“戴笠的兒媳婦”，這個標簽一旦貼上，在這個風口浪尖的年代，等待她們母子的，恐怕不僅僅是批斗，更是滅頂之災。

她們能活到現(xiàn)在，全靠一個人的冒死接濟。

那人叫范娟理，曾是戴笠身邊的貼身護士長，也是軍統(tǒng)內(nèi)部為數(shù)不多對戴家存有舊情的人。

范娟理利用自己現(xiàn)在的身份，給鄭錫英母子在弄堂里找了這個棲身之所，還幫鄭錫英找了一份糊紙盒的零工，勉強維持著一家四口半饑半飽的生活。

但即便如此，日子也過得如履薄冰。

前兩天，弄堂口貼出了一張新的告示，要求所有外來暫住人口必須在三天內(nèi)去派出所重新登記詳細背景。

鄭錫英看到那張告示時，腿都軟了。

一旦去登記，查出她們來自浙江江山，查出已故丈夫的名字，一切就都完了。

深夜，窗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警笛聲，鄭錫英猛地一哆嗦，下意識地撲到床邊，用身體護住三個孩子。

直到警笛聲遠去，她才癱坐在地上，冷汗浸透了衣背。

這種驚弓之鳥般的日子，什么時候是個頭？

有時候，她會想起被留在江山老家的女兒戴眉曼。

那是她唯一的女兒，逃亡上海時實在帶不走，只能狠心托付給了戴家以前的廚師湯好珠收養(yǎng)。

聽說為了避禍，女兒已經(jīng)改名換姓，成了大山里一個普通的村姑。

骨肉分離的痛，像針一樣扎在鄭錫英的心口。

現(xiàn)在，看著身邊的三個兒子，她內(nèi)心充滿了絕望：難道這三個孩子，也要在這個弄堂里，像老鼠一樣躲一輩子嗎？

或者有一天被人揪出來，像他們的父親一樣被押上刑場？

“媽媽，我餓……”

二兒子戴以宏翻了個身，夢囈般地嘟囔了一句。

鄭錫英眼眶一紅，摸了摸兒子消瘦的臉頰，眼淚無聲地滑落。

她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更不知道在海峽的另一端，那位曾經(jīng)的“最高領(lǐng)袖”已經(jīng)為了她們母子，下達了一道改變命運的死命令。

就在鄭錫英絕望地望著窗外漆黑的夜空時，在上海吳淞口的江面上，一艘看似普通的貨船正趁著夜色悄然靠岸。

一個穿著灰色長衫、目光冷峻的男人，提著一只藤條箱子，混在碼頭的苦力中走上了岸。他壓低了帽檐，看了一眼手中揉得皺皺巴巴的地址，那是鄭錫英藏身的地方。

03

臺北，陽明山。

夜色深沉，毛人鳳的辦公室里煙霧繚繞。

煙灰缸里已經(jīng)堆滿了煙蒂，這位保密局局長正對著一份人員檔案出神。

要想從鐵桶一般的上海把人“偷”出來，派一般的特務去根本就是送死。

這個人選，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絕對忠誠、熟悉上海地形、且在當?shù)赜袠O強的生存能力。

毛人鳳的手指在檔案頁上劃過，最終停留在了一個名字上，黃鐸。

黃鐸，湖南人，曾在軍統(tǒng)局本部任職，也是戴笠生前親自栽培的干將。

此人雖然名聲不顯，但心思縝密，行事狠辣中不失變通，最重要的是，他當年在上海潛伏過很長一段時間，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就他了?！?/p>

毛人鳳掐滅了煙頭，抓起紅色電話機：“立刻叫黃鐸來見我?！?/strong>

半小時后，黃鐸站在了辦公桌前。

聽完任務簡報，這個看似木訥的漢子眼皮都沒眨一下，只是沉聲問了一句：“局長，如果行動失敗，我這幾百斤肉是不是就扔在那邊了？”

毛人鳳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聲音低沉：“老總統(tǒng)在看著，我也在看著。

如果你回不來，你的家人，保密局養(yǎng)一輩子，如果你把人帶回來了，榮華富貴，任你挑?！?/p>

黃鐸點了點頭，敬了個禮：“保證完成任務。”

他沒有多余的廢話……

半個月后，上海十六鋪碼頭。

一艘滿載咸魚和干貨的走私漁船緩緩靠岸。

碼頭上嘈雜混亂，搬運工的號子聲此起彼伏。

混雜在魚腥味中，一個穿著粗布短褂、皮膚黝黑的“魚販子”跳下了船。

他壓低了帽檐，熟練地用上海話跟碼頭巡警遞了根煙，塞了幾張舊幣，便順利混過了關(guān)卡。

這便是喬裝潛入的黃鐸。

他沒有直接去找鄭錫英，因為他知道，現(xiàn)在的上海，處處是眼線。

貿(mào)然接觸，只會讓大家都死得更快。

他必須先聯(lián)系那枚埋藏最深的棋子。

這枚棋子，叫陸秉章。

如果說黃鐸是這次行動的“手”，那陸秉章就是這次行動的“眼”。

陸秉章的身份極為特殊，他不僅是國民黨潛伏特務，此刻明面上的身份，竟然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名留用干部。

當年上海解放時，為了維持城市治安，人民政府留用了一部分舊警察。

陸秉章憑著偽裝老實、業(yè)務精通，不僅留了下來，還混得不錯，手里正好管著這次行動的命門，戶籍與出入境審批。

兩人的接頭地點選在了一家不起眼的茶館。

當陸秉章看到黃鐸出現(xiàn)在面前時，手里剛端起的茶杯猛地晃了一下，滾燙的茶水潑在手上，他卻渾然不覺。

“瘋了……你們簡直是瘋了！”聽完黃鐸的來意，陸秉章壓低聲音，額頭上瞬間滲出了冷汗，“你知道現(xiàn)在局里查得有多嚴嗎？

鎮(zhèn)反運動剛開始，多少雙眼睛盯著戶口這一塊，這時候頂風作案，是要掉腦袋的！”

黃鐸面無表情地盯著他，從懷里掏出一張照片，那是蔣介石親自簽發(fā)的委任狀照片，雖然沒有實物，但上面的字跡陸秉章認得。

“老兄，這是‘老頭子’親自下的死命令。”黃鐸的聲音冷得像冰，“你覺得你現(xiàn)在還有退路嗎？要么配合我，把人送出去，大家一起去臺灣升官發(fā)財；

要么我現(xiàn)在走，但你的檔案，明天就會出現(xiàn)在軍管會的桌子上。”

陸秉章的臉瞬間煞白。

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威脅，也是唯一的生路。

他沉默了良久，終于癱軟在椅子上，咬著牙說道：“怎么搞？”

“假身份?！秉S鐸言簡意賅，“給鄭錫英和孩子們造一套假戶口，理由是去香港投親。

現(xiàn)在的政策，去香港雖然難，但只要手續(xù)齊全，還是有縫隙可鉆的?！?/p>

陸秉章擦了一把臉上的汗，大腦飛速運轉(zhuǎn)：“我可以利用職權(quán)，偷蓋公章，開出《出境證》，但是……”

他頓了頓，眼神變得極為凝重：“現(xiàn)在的出境證查得非常細。

單身女人帶三個孩子走，太惹眼了，很容易被邊檢扣下盤問。

必須得有個男人同行，偽裝成一家人?！?/p>

“我來當這個丈夫?！秉S鐸指了指自己。

“那就得重新造一套完整的家庭關(guān)系證明?！标懕聣旱吐曇簦斑@需要時間，而且……我也只能搞到限量的幾張空白證件。

要是填錯了，或者被同事發(fā)現(xiàn)少了一張，我們就全完了?！?/p>

“多久能好？”

“三天，三天后的晚上，我去弄堂口等你。”

兩人匆匆分別，消失在上海迷離的夜色中。

陸秉章回到公安局后，心臟一直在狂跳。

接下來的三天，他在辦公室里如坐針氈。

趁著同事午休或下班的間隙，他偷偷拿出了極其珍貴的空白出境申請表和戶籍底單。

手握著公章的那一刻，陸秉章的手有些抖。

這紅色的印泥蓋下去，不僅是蓋出了幾張紙，更是蓋上了幾條人命。

“沈鳳英……”他在鄭錫英的假名欄填上了這三個字，籍貫改成了廣東。

“長子……”

“次子……”

就在填寫名單的時候，陸秉章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致命的問題。

他手里偷出來的空白通行證，只有四份。

按照規(guī)定，成年人和兒童都必須一人一證。

而鄭錫英一家四口，加上必須偽裝成“丈夫”同行的黃鐸，總共是五個人。

五個人，四張證。

陸秉章死死盯著桌上的證件，冷汗一滴滴砸在桌面上。

他數(shù)了三遍，依然改變不了這個殘酷的數(shù)學題。

他沒有辦法再去偷一張了，那樣風險會成倍增加，一旦敗露，誰都走不了。

三天后的雨夜，黃鐸帶著收拾好行囊的鄭錫英母子，滿懷希望地等著陸秉章的通行證。

然而，當陸秉章推開那扇破舊的木門，臉上帶著的不是喜悅：

“出事了。”陸秉章聲音沙啞。

鄭錫英的心猛地沉到了谷底。

04

1953年的上海，雨夜。

法租界舊區(qū)的一棟弄堂房子里，空氣緊張得仿佛稍微擦出一火星就能引爆。

鄭錫英的手在抖。

她正借著微弱的燭光，給三個兒子穿衣服。

為了不引起鄰居懷疑，他們不敢?guī)Т蠹欣?，只在貼身衣物里縫了幾塊金條和袁大頭，那是戴笠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點家底，也是他們?nèi)ヅ_灣的盤纏。

大兒子戴以寬懂事地幫著母親收拾；二兒子戴以宏眨巴著大眼睛，興奮地問：“娘，我們真的要去坐大輪船了嗎？”；

小兒子戴以昶則緊緊抓著母親的衣角，既害怕又期待。

“噓，別說話?！编嶅a英捂住老二的嘴，驚恐地看了一眼門外。

此時此刻，她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即將越獄的囚徒，既渴望自由，又恐懼那黑洞洞的槍口。

“篤、篤、篤?！?/p>

門外傳來了約定的敲門聲，

三長兩短。

鄭錫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猛地拉開門，一身濕氣的黃鐸閃身而進，緊隨其后的是臉色蒼白的陸秉章。

陸秉章的手里，死死攥著一個牛皮紙信封。

“快！時間不多了，船在吳淞口等著?！秉S鐸壓低聲音催促道，同時看向陸秉章，“東西都辦好了嗎？”

陸秉章沒有說話，只是顫抖著將信封里的證件倒在了桌子上。

那是幾張嶄新的《往來港澳通行證》，上面蓋著上海市公安局鮮紅的鋼印，證件上的照片已經(jīng)換成了鄭錫英和孩子們的，名字也變成了化名。

“沈鳳英，廣東籍，探親……”黃鐸拿起證件仔細核對，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神色，“老陸，干得漂亮！這做工，神仙也看不出來是假的。”

鄭錫英看著那些證件，眼淚差點掉下來。

有了這些紙，她們就能逃離這個提心吊膽的地方，去臺灣過安穩(wěn)日子了。

“快，一人拿一張，我們走！”鄭錫英激動地招呼孩子們。

然而，就在她的手伸向桌面的那一刻，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按住了那些證件。

是陸秉章。

屋子里的空氣瞬間凝固了。

黃鐸猛地抬頭，眼神如刀般盯著陸秉章：“老陸，你什么意思？”

陸秉章的嘴唇哆嗦著，整個人像是剛生了一場大病，虛弱得幾乎站不住腳。

他咽了一口唾沫，聲音沙啞得像是在砂紙上磨過：

“老黃，嫂子……我對不起你們?！?/p>

“怎么回事？！”黃鐸一把揪住陸秉章的衣領(lǐng)，低吼道。

陸秉章顫抖著指了指桌上的證件，絕望地說道：“你們數(shù)數(shù)……有幾張？”

黃鐸一愣，迅速低頭清點。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桌面上，只有四本通行證。

“還有一本呢？”黃鐸的眼睛紅了，“我們五個人！嫂子、三個孩子，加上我這個‘丈夫’，一共五個人！你只拿來四本是什么意思？！”

陸秉章痛苦地閉上眼睛：“辦不出來了……真的辦不出來了。

局里對空白證件管控得太嚴，每少一本都要登記在冊。

我冒死偷出這四本，已經(jīng)是極限了。

如果再強行偷第五本，今晚就會暴露，誰都走不了！”

鄭錫英愣住了，她呆呆地看著桌上的四本證件，又看了看身邊的三個兒子，大腦一片空白。

“那……那能不能擠一擠？”鄭錫英帶著哭腔問道，“能不能讓以昶不用證件？他還小……”

“不行！”黃鐸斷然拒絕，語氣冷酷而專業(yè)，“現(xiàn)在的檢查非常嚴，一人一證，少一個都不行。

沒有證件，還沒上船就會被邊防兵扣下，到時候一查身份，全家都要死！”

房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現(xiàn)在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道無解的數(shù)學題：

五個人，四張票。

必須有一個人留下來。

“我留下！”黃鐸突然開口，“嫂子，你帶著三個孩子走。

我留在上海掩護?！?/p>

“不行！”這次說話的是陸秉章，他急得直跺腳，“老黃你糊涂??！嫂子一個女人，帶著三個男孩子，說是去香港探親，誰信？

邊檢一眼就能看出破綻！必須有一個男人充當‘丈夫’和‘父親’的角色，這戲才能演下去！

你如果不走，她們孤兒寡母根本出不了上海關(guān)！”

黃鐸沉默了。

他是特工，他知道陸秉章說的是對的。

在那個年代，一個完整的“家庭”是最好的掩護。

沒有他這個“一家之主”頂在前面應付盤查，鄭錫英母子寸步難行。

也就是說，黃鐸必須走，鄭錫英必須走。

那剩下的兩張票……

所有人的目光，都緩緩移向了站在墻角的那三個孩子。

大兒子戴以寬，12歲。

二兒子戴以宏，8歲。

小兒子戴以昶，6歲。

三個孩子，卻只剩下兩張去往生路的船票。

這就意味著，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nèi)，作為母親的鄭錫英，必須親手做出一個殘忍至極的決定：

她必須拋棄一個親生骨肉，把他一個人留在這個令他們恐懼的地方，獨自面對未知的命運。

這一刻，鄭錫英覺得天旋地轉(zhuǎn)，心像被一只無形的大手狠狠捏碎。

她看著三個懵懂的孩子，大兒子一臉驚恐，小兒子緊緊抱著她的腿，而二兒子戴以宏正眨著眼睛，不知所措地看著大人們。

黃鐸看了一眼手表，咬著牙，發(fā)出了最后的通牒：

“嫂子，沒時間了。

還有十分鐘，如果不走，這四張證件作廢，我們?nèi)嫉盟涝谶@里?！?/p>

他從桌上拿起那兩張僅剩的兒童通行證，遞到鄭錫英面前，聲音顫抖卻冰冷：

“選吧，帶誰走？留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