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中（米爾斯海默vs薩克斯：安全圈與勢力范圍之辯（上）），我們聚焦約翰·米爾斯海默與杰弗里·薩克斯兩位學者圍繞“安全勢力范圍”的核心理論分歧。

米爾斯海默秉持現(xiàn)實主義邏輯，認為大國間的安全競爭與影響力范圍爭奪具有必然性，構成“大國政治的悲劇”；薩克斯則試圖以“安全勢力范圍”概念突破這一困局，主張大國應彼此遠離鄰近區(qū)域的軍事存在，通過相互克制實現(xiàn)和平共處。

理論的價值終究需要歷史的檢驗，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過往的大國互動史，這場爭論能否找到更清晰的答案？歷史案例又能否為“大國政治的悲劇能否避免”這一核心問題提供啟示？

面對米爾斯海默的現(xiàn)實主義論斷，薩克斯首先以歷史案例為支撐展開回應。他明確指出，自己提出“安全勢力范圍”的核心出發(fā)點，是核時代的殘酷現(xiàn)實——大國沖突一旦升級為核戰(zhàn)爭，將導致相互毀滅的災難性后果，《原子科學家公報》將“末日時鐘”調至距午夜僅剩89秒，正是當下世界危險程度的直觀寫照。在這一前提之下，歷史上并非沒有大國自我克制、實現(xiàn)長期和平的先例。

美國的兩位羅斯?？偨y(tǒng)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對比，便是極具代表性的案例。西奧多·羅斯福秉持帝國主義思維，提出“門羅主義羅斯福推論”，實質是將西半球視為美國的專屬勢力范圍，推行“想踢誰的屁股就踢誰的屁股”的霸權邏輯；而富蘭克林·羅斯福則在1933年就職演說中提出“睦鄰政策”，明確承諾不干預美洲其他國家的內政、不搞秘密政權更迭。薩克斯強調，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zhí)政期間，這一政策得到了切實執(zhí)行，證明“一個明顯占優(yōu)勢的大國出于長遠利益而實行自我克制”并非不可能。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明朝至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的“孔夫子和平”。在這數(shù)百年間，作為地區(qū)霸權的中國，與越南、朝鮮、日本等周邊小國之間幾乎沒有爆發(fā)戰(zhàn)爭。薩克斯分析指出，當時的中國僅要求周邊國家承認其“天朝”地位、表達尊重，并未索取不公平貿易條件、侵占領土、掠奪資源，這種基于尊重的睦鄰關系，維系了數(shù)百年的和平穩(wěn)定。

這兩個案例共同指向薩克斯的核心主張：大國之間并非只能陷入零和博弈的競爭，通過相互尊重、遠離對方鄰近區(qū)域的軍事存在，完全可以實現(xiàn)和平共處。

薩克斯的論述暗含著對“囚徒困境”的破解思路。在他看來，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與惡性競爭并非零和博弈，而是負和博弈——雙方都投入大量資源，最終卻陷入更危險的境地，沒有贏家。

經(jīng)典的“囚徒困境”中，一次性博弈容易導致雙方背叛的納什均衡，但在重復博弈中，通過互惠、聲譽效應、集體懲罰等機制，完全可以促成合作。核軍控條約的實踐便是例證：盡管美國曾單方面退出部分條約，但蘇聯(lián)/俄羅斯始終遵守相關約定，證明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機制能夠發(fā)揮作用?？夏岬贤苿印恫糠纸购嗽囼灄l約》時就曾強調，這一條約對美蘇雙方都有利，相對于無節(jié)制的軍備競賽，是互利共贏的正確選擇。

冷戰(zhàn)時期大國間的相互克制，進一步印證了這種合作的可能性。薩克斯特別指出，地理距離與軍事存在的臨近程度，是影響大國沖突風險的關鍵因素。

美國當年堅決反對蘇聯(lián)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引發(fā)古巴導彈危機，險些釀成核戰(zhàn)爭；如今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至烏克蘭、格魯吉亞，本質上也是出于同樣的安全關切——沒有哪個大國能夠容忍其他大國在自己的邊境部署導彈系統(tǒng)，讓對方擁有“三分鐘打擊”的能力。

冷戰(zhàn)時期，美蘇雙方雖然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競爭，但在核心的鄰近區(qū)域保持了一定克制，比如通過《中導條約》消除在西歐部署的中程導彈，避免了沖突的直接升級。這種克制并非源于理想主義的道德感召，而是基于對彼此實力與風險的理性認知，是負和博弈下的最優(yōu)選擇。

德國問題作為冷戰(zhàn)時期的核心議題，成為薩克斯與米爾斯海默深入交鋒的焦點。薩克斯認為，二戰(zhàn)后美國拒絕接受斯大林和喬治·凱南提出的“中立、非軍事化德國”方案，轉而推動北約建立并將聯(lián)邦德國納入其中，是錯失了更早結束冷戰(zhàn)的機會。在他看來，一個中立的德國能夠讓美蘇雙方都避免直接對抗的風險，是兼顧各方利益的理性選擇。

但米爾斯海默對這一觀點提出了尖銳反駁，他從現(xiàn)實主義的“相對收益”邏輯出發(fā)，指出薩克斯的論述存在關鍵漏洞。米爾斯海默強調，囚徒困境模型并不適用于大國政治，因為囚徒困境關注的是“絕對收益”——只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關心對方的收益多少；而大國政治的核心是“相對收益”，各國極度在意彼此權力的此消彼長。

就德國問題而言，米爾斯海默認為，二戰(zhàn)后將德國分裂是當時的最佳選擇：沒有人能夠保證一個1945年中立的統(tǒng)一德國，在20或30年后仍能保持中立。考慮到德國的潛力，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過高，分裂德國能夠有效避免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霸權威脅。

回溯歷史，若能在1918年一戰(zhàn)結束后就將德國分裂并維持，或許就能避免二戰(zhàn)的爆發(fā)——這種基于“最壞假設”的冷酷決策，正是現(xiàn)實主義應對不確定性的核心邏輯。

核威懾的特殊性與局限性，進一步深化了這場爭論。薩克斯將核威懾視為改變大國競爭邏輯的關鍵變量，認為“核革命”讓大國戰(zhàn)爭的代價變得不可承受，因此相互確保摧毀（MAD）的機制能夠對大國形成強大約束，迫使各國放棄極端的軍事對抗。

在核陰影下，大國必須重新審視競爭的邊界，“安全勢力范圍”正是在核威懾背景下，為大國提供的一種規(guī)避沖突的理性選擇——通過遠離對方的軍事敏感區(qū)域，消除“貼臉”式的挑釁，避免因誤判或突發(fā)事件引發(fā)核戰(zhàn)爭。

但米爾斯海默并不認為核威懾能夠徹底消除大國競爭的本質，反而強調核威懾的局限性。首先，核威懾無法解決“勢力范圍界定模糊”的問題。在西半球、東歐等區(qū)域，勢力范圍的界定相對清晰，但在東亞、東南亞等地區(qū)，要為中國等大國劃定明確的“安全勢力范圍”邊界，幾乎不可能獲得相關國家及美國的認可。

這種模糊性必然導致大國在這些區(qū)域的競爭，而全球范圍內的競爭最終會“滲透”到所謂的“安全勢力范圍”內——只要現(xiàn)實主義的零和邏輯在部分地區(qū)存在，大國就有動機進入對方的勢力范圍獲取優(yōu)勢，最終讓“安全勢力范圍”淪為“影響力勢力范圍”。

其次，核威懾無法解決國際政治中的不確定性與承諾不可信問題。國際社會沒有更高權威來強制執(zhí)行承諾，各國的意圖與能力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誰也無法預測十年后各國的領導人是誰，誰也無法保證一個國家當下的和平承諾在未來不會改變。

在這種背景下，相互安全保證很難“粘住”，各國都會有強烈的動機趁對方虛弱時獲取優(yōu)勢，為未來的風險做準備。冷戰(zhàn)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美蘇在第三世界的 “代理人戰(zhàn)爭”，都證明即便是在核威懾下，大國仍會通過各種方式爭奪影響力，核威懾只能約束直接的核戰(zhàn)爭，卻無法阻止間接的安全競爭與沖突。

米爾斯海默進一步指出，冷戰(zhàn)并非和平共處的證明，而是大國在核威懾約束下的“有限競爭”。美蘇雙方雖然沒有爆發(fā)直接的熱戰(zhàn)，但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爭奪從未停止，這種競爭導致了無數(shù)的局部沖突與動蕩。

將冷戰(zhàn)的相對穩(wěn)定歸功于“相互克制”或“安全勢力范圍”，忽視了現(xiàn)實主義邏輯的根本驅動——大國對權力與安全的追逐，才是塑造冷戰(zhàn)格局的核心力量。即便是薩克斯所推崇的“睦鄰政策”或“孔夫子和平”，也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暫時現(xiàn)象，無法成為普遍適用的長期模式——當權力平衡被打破、歷史條件發(fā)生變化時，這種和平就會隨之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兩位學者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存在共識：北約東擴至烏克蘭、格魯吉亞是災難性的錯誤。

米爾斯海默自2014年以來就反復強調，烏克蘭是俄羅斯明確的核心安全區(qū)域，俄羅斯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烏克蘭成為針對自己的導彈發(fā)射平臺；薩克斯也認為，美國推動北約東擴、在波蘭和羅馬尼亞部署反導系統(tǒng)，是極具破壞性的挑釁行為——若俄羅斯在美國家門口部署反導系統(tǒng)，美國必然會做出激烈反應。

這種共識恰恰說明，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已經(jīng)清晰地表明：大國的軍事存在與勢力范圍擴張，必須尊重對方的核心安全關切，否則就會引發(fā)激烈的對抗。

歷史的教訓是復雜的。薩克斯從歷史中的和平案例與核時代的現(xiàn)實出發(fā)，試圖以“安全勢力范圍”為突破口，為大國規(guī)避沖突尋找一條可行路徑；米爾斯海默則堅守現(xiàn)實主義邏輯，認為歷史反復證明大國競爭與影響力爭奪的必然性，“安全勢力范圍”無法突破這種悲劇性宿命。

這場基于歷史的爭論，并非簡單的“和平可行”與“沖突必然”的二元對立，而是為我們理解大國互動的本質提供了兩種重要視角。

那么，這場理論爭論對當今的烏克蘭危機和中美關系有何啟示？最終篇將探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可能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