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罰罪2》播出，大家對于這部劇的討論呈現(xiàn)出了空前的熱度，可以說刑偵劇很久沒有取得如此廣泛的社會關注了。

《罰罪2》的大火受益者還有它的前身《罰罪1》，雖然兩部劇并沒有劇情上的因果關系，但由于大部分演員為原班人馬，又是同一系列劇集，不少人沖著《罰罪2》又去看了《罰罪1》。

《罰罪》首播于2022年，當年由于種種原因收視率一般，并沒有取得預期熱度。

“罰罪宥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這句話出自春秋時期的軍事家管仲所創(chuàng)作的散文《管子·版法》。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犯有過錯的人，必須通過處罰予以懲戒；對違法犯罪的人，必須通過殺戮予以震懾。

這是罰罪片頭出現(xiàn)的話，也是該系列的核心主旨。

罰罪系列導演很有想法，看樣子頗有些要建立一個“罰罪宇宙”的意味。當然，如果一直保持這個水平的話，相信大家都是喜聞樂見的，畢竟國內(nèi)系列世界觀劇集少之又少。

今天不和大家討論演員演技、劇情邏輯、劇集制作，僅僅結合《罰罪》1、2兩部作品，來討論一個貫穿兩季的概念：“血濃于水，但法不容情。”

《罰罪》系列最值得深思的，并非是案件設計之精妙或是影片影射某些現(xiàn)實問題，也不是劇情動作場面之驚險，而是它對“血濃于水，法不容情”這個古老命題的一次深刻剖析。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血緣宗族社會，法和情的二者對立是亙古以來就遺留的問題，曾有無數(shù)人被夾在這二者之間，左右搖擺，痛苦不已。

《罰罪》系列里，不管是第一部還是第二部，都重復多次出現(xiàn)祠堂的場景。

這也是在暗示，在舊時代宗法社會的親緣紐帶和現(xiàn)代化法治社會的理性秩序?qū)α⒅?，每一個角色都在親情血緣與法律規(guī)則之間遭受著反復的撕裂。

這種撕裂并非是簡單的二者對立，以小見大，這是一場發(fā)生在祠堂石階與法理臺階之間的文明轉(zhuǎn)型史。

該系列的兩位主角，第一部里的常征，第二部里的秦楓，都處于這場漩渦的中心點。

而這場漩渦的中心點，說白了就是兩個字：“血緣”。

這是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就繞不開的話題，人與人之間復雜的血緣拓撲學，在社會中可謂是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小到日常交際，大到工作利益，好似都逃不開親緣二字，一旦當親緣成為惡勢力的助力時，人就會在法理和情感的掙扎間迷茫，或醒悟或墮落。

《罰罪》系列很好地向我們呈現(xiàn)了：傳統(tǒng)中“親親相隱”倫理在法治社會中的現(xiàn)代性困境，當血緣成為犯罪的培養(yǎng)基，親情還能否要求法理的特赦？

《罰罪1》中趙家的黑惡勢力王國并非憑空出現(xiàn)，它根植于一種未被現(xiàn)代化進程完全消解的親緣秩序中。

劇中最令人悚然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被轉(zhuǎn)化為“家族庇護”。

趙氏祠堂不僅僅是祭祀空間，更是無視司法的象征性場所。在這里，家法高于國法，族譜記載的倫理排序取代了憲法規(guī)定的權利平等。

這種血緣權威的可怕之處在于，他在講述一個完全顛倒的倫理，背叛血緣成為了比違反法律更重的罪孽，祠堂的家法比國法還要優(yōu)先。

然而血緣倫理最吊詭之處在于，它既能催生趙鵬超這樣為維護家族不擇手段的“孝子”，也能孕育出常征這樣堅決斬斷血緣關聯(lián)才能實現(xiàn)正義的“逆子”。

當試圖用血緣編織的保護網(wǎng)困住所有人時，這張網(wǎng)本身卻成了家族成員互相絞殺的刑具。

成也血緣，敗也血緣。

區(qū)別于第一部趙家出場便根深蒂固的惡勢力，《罰罪2》中以劉天也為首的黑惡勢力，是觀眾看著發(fā)展起來的。

這股勢力的前身是溫暖的，源起于弱小者想要保護宗族的強烈念頭，底層者不甘被傾軋想要逆天改命，本可以是個勵志故事，但過猶不及。

這里說明了一個問題，家族保護的本心是如何因“一步錯，步步錯”而演變成歷史的沉疴。

當個人把社會宗族興衰都加到自己身上時，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會壓的人喘不過氣，使其在平衡自我與責任中逐漸迷失，劉天也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他因為保護家人而踏出錯誤的那一步時，他就沒有回頭路了。

當他拿出以宗族整體發(fā)展這個無懈可擊的理由來拓展族親成員時，我國歷史上又一個遺留的弊病出現(xiàn)了：“地方豪強化”。

不同于第一部中強調(diào)的血緣紐帶，第二部更偏重于著墨宗族觀念，龍灣是一個大宗族，血緣關系有但多數(shù)不屬直系，這個時候發(fā)展壯大宗族就需要有凌駕于個體之上的集體利益。

初衷是以保護為名，實際卻是在不斷擴張自己的野心，最后甚至親手殘害自己的家人、逼瘋自己的妻子，何其諷刺？

要知道，社會能夠發(fā)展到今天，那么與法理化的現(xiàn)代社會理論相悖的模式，遲早是要消亡的，這是歷史必然性。

常征和秦楓都是在追查黑惡團伙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自己與這些勢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他們發(fā)現(xiàn)時那種無力感，疲憊感，讓人很明顯能共情。

從迷茫無措到堅定立場的這一過程，并不是一句簡單的，我是警員我要大義滅親就可以描繪的，其中的心情，細節(jié)，過渡，都讓人感受到了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應該有的情緒變動，這一過程無疑是痛苦的。

在這種既要捍衛(wèi)法理正義又要面對血緣孽債的復雜處境下，展現(xiàn)了法治進程中更深層的困境：當法律之光開始普照歷史陰暗面時，涉及的每個人都是既有罪性又有責任的矛盾體，全看如何選擇罷了。

家族成員對父權的反抗，兄弟間的互相揭發(fā)，恰恰是現(xiàn)代法理精神最殘酷也是最必需的。

縱觀兩部作品，最出彩的一個點是《罰罪1》中常征最終將證據(jù)指向自己生父胞哥的那一刻，完美完成了內(nèi)娛法制題材作品少有的“絕對弒父”儀式。

這不是俄狄浦斯式的無意識弒父，而是在完全清醒的狀態(tài)下，用法理意志對抗生物本能的文明化弒父。

這一槍擊碎了“親親相隱”傳統(tǒng)在重大犯罪領域的最后豁免權，生動詮釋了“法不容情”這四個字的意義。

《罰罪》兩季的敘事閉環(huán)中，血緣倫理的退場與法理精神的彰顯，構成了當代法治進程的文明速寫。

當最后法庭的判決書被宣讀時，那些白紙黑字印刷的法律條文赫然壘成了一條涇渭分明的鴻溝，它就橫亙在那里。

我們從來都不是要斬斷血緣，而是要在親情與法律之間，劃出一道保護彼此不被侵蝕的界線，這個界線的劃定一定是痛苦的。

而《罰罪》系列的播出，就在于將這條界線的刻畫，變成了每個觀眾都必須面對的倫理拷問。

作者：長安某，入骨影評團隊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