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一篇桑本謙教授的文摘（《》），印象深刻。桑教授的文字一如既往地精彩，特別是他將法言法語比作"翅膀"與"籠子"的隱喻，精準地刺中了當代法學教育的病灶——那些沉浸在概念叢林中的年輕頭腦，確實需要一次猛烈的認知震蕩來喚醒。他提出的"多語言翻譯"方案，即用經(jīng)濟學、系統(tǒng)科學等外部視角對法律問題進行"轉(zhuǎn)碼"，看起來也確實為僵化的法教義學開辟了一條逃逸之路。

然而，桑教授這一看似革命性的理論突圍，似乎亦暗藏著更值得警惕的智識陷阱。當它用一套抽象模型解構(gòu)法言法語的封閉性時，可能恰恰在不知不覺間建造了另一個更精致、更隱蔽的籠子。

桑教授的核心論證建立在"語言即操作系統(tǒng)"這一現(xiàn)代隱喻之上。他正確地指出，法言法語將復雜的價值判斷壓縮為可調(diào)用的話語模塊，這種壓縮在提升思維效率的同時，也制造了認知盲區(qū)。但問題在于，他對外部語言的"去蔽"功能過于樂觀，卻對法言法語本身的"反身性"似乎嚴重低估。當他將"罪刑法定"翻譯為"事前激勵設計"時，看似獲得了新的分析維度，卻可能丟失了刑法教義學中最為核心的道德重量。法言法語中的"自由保障""人權尊重"并非無法被轉(zhuǎn)譯，而是這種轉(zhuǎn)譯本身就在降低這些價值的不可通約性。經(jīng)濟學語言將一切消解為成本收益，系統(tǒng)科學將一切歸約為魯棒性，這種"翻譯暴力"何嘗不是另一種認知暴政？

筆者更根本的困惑還在于，桑教授似乎預設了一個中立的外部觀察者立場，仿佛只要掌握了多種語言，法律人就能自由切換、游刃有余。在我看來，這種預設似乎忽視了語言與權力的共生關系。法言法語的"籠子"之所以堅固，并非因為它天生如此，而是因為它與司法權力、學術建制、職業(yè)利益緊密纏繞。一個年輕法官在判決書中使用"構(gòu)成要件該當性"而非"成本最小化"，不僅是思維習慣問題，更是制度合法性的要求。桑教授建議的"多語言內(nèi)化"，在現(xiàn)實的權力結(jié)構(gòu)中可能演變?yōu)橐环N學術表演——在CSSCI論文里堆砌數(shù)學模型以顯示"科學"，在判決書中回歸法言法語以維持"正統(tǒng)"，最終雙重語言的意義可能僅僅只是增厚了學術資本的壁壘，卻未曾真正觸動司法實踐的神經(jīng)。

在我看來，桑教授對"經(jīng)驗語言"的貶低似乎也透露出某種精英主義的傲慢。他將"不能開口子"這類民間智慧視為"身體記憶"，認為其缺乏理論深度。然而，這種扎根于司法實踐的"經(jīng)驗語言"，往往承載著法言法語所無法捕捉的"默會知識"。一位老法官的"不能開口子"，可能壓縮了數(shù)十年冤假錯案的血的教訓，這種直覺的深刻性遠非幾個博弈論模型所能抵達。當桑教授用經(jīng)濟學的"激勵相容"去"校準"這種直覺時，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他或許正在用理論的清晰性遮蔽實踐的真問題——那些無法被量化的正義感、那些拒絕被計算的人性尊嚴……

尤為重要的是，桑教授警示法言法語會成為"籠子"，但他所推崇的經(jīng)濟學、系統(tǒng)科學語言本身又何嘗不是更為森嚴的籠子？當"法的安定性"被轉(zhuǎn)譯為"信息成本最小化"時，法律的價值選擇就被偷換為純粹的技術優(yōu)化問題；當"程序正義"被轉(zhuǎn)譯為"對抗魯棒性"時，程序自身的內(nèi)在價值就被消解為系統(tǒng)穩(wěn)定性。這些外部語言并非中立透明，它們攜帶著強烈的還原論基因和功利主義偏好。法學若真的被這些語言"內(nèi)化"，最終結(jié)果不是認知解放，而是法律自主性的徹底喪失——法律問題將不再是道德困境，而是淪為了算法可以求解的優(yōu)化難題。

桑教授的方案，本質(zhì)上是"用技術主義拯救法教義學"，但這可能是一條死路。在我看來，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于向外翻譯，而在于向內(nèi)深耕——激活法言法語內(nèi)部的批判性資源。從耶林的"目的法學"到?？说?利益法學"，從德沃金的"建構(gòu)性解釋"到阿列克西的"原則理論"，法教義學從不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真正的"翅膀"不是逃離法言法語，而是學會在教義學內(nèi)部展開價值權衡、在概念體系中注入歷史意識、在教義推演中保持實踐敏感。這需要法律人做的不是學習更多語言，而是培養(yǎng)一種"反身性"——在使用法言法語時，始終警覺其背后的權力結(jié)構(gòu)、歷史語境與價值預設。

或許，桑教授最該關注的不是法言法語的"可翻譯性"，而是為何中國法學界如此渴求外部語言的拯救。這種渴求本身，是否恰恰暴露了法學研究在本土實踐中的貧困？當我們的法教義學無法回應"正當防衛(wèi)"的司法異化，無法解釋"尋釁滋事"的權力濫用，無法為"數(shù)字權利"提供教義學根基時，學者們才會轉(zhuǎn)向經(jīng)濟學、系統(tǒng)科學尋求理論庇護。因此，真正的籠子不是法言法語，而是法言法語與實踐問題的脫節(jié)。不是語言背叛了思考，而是思考背叛了語言——我們用法言法語編織的概念繭房，本就與現(xiàn)實隔離開了。

所以，與其在多重語言間疲于奔命，不如努力重建法教義學自身的生命力。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我們要讓"罪刑法定"重新連接公民自由的恐懼，讓"誠實信用"重新對話市場倫理的崩潰，讓"程序正義"重新回應民眾對司法可見性的渴望！只有當我們敢于用法言法語直面血淋淋的實踐難題，而非在故紙堆中玩味概念游戲時，它才能真正成為思考的翅膀。否則，無論是法言法語還是經(jīng)濟學模型，都不過是智識懶惰的借口和學術生產(chǎn)的道具而已。

我認為，桑教授的警告值得銘記，但他的處方卻極可能藥不對癥。法學的未來不在于成為跨學科的雜食動物，而在于成為能夠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教義學。翅膀與籠子的辯證法，最終指向的不是語言數(shù)量的疊加，而是思考品質(zhì)的淬煉。真正的自由，是在一種語言中抵達它的邊界，并用自己的頭腦，而非他人的公式，去觸碰邊界之外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