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仍不肯對中國服軟，現(xiàn)在的最新情況是：日本政壇出現(xiàn)內訌。日本對中國反擊已經正式開始。而且高市早苗斷定：中國很快就會放過日本。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在最近的東京，顯然有一群人覺得自己舞步輕盈，甚至產生了一種可以無視重力的幻覺。直到那個刺耳的聲音在國會大廳炸響，把所有人從這種集體催眠中強行拽了出來。當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別人的承諾上時，自家的大門其實早就向深淵敞開了。

有人在算政治賬，有人在算經濟賬，但那個總是被右翼媒體貼上“另類”標簽的山本太郎，這次卻攤開了一本讓所有人都脊背發(fā)涼的“亡國賬”。他說得直白：如果那萬分之一的極端情況發(fā)生，東京根本不需要遭受飽和打擊，僅僅是一發(fā)，整個國家機器就會徹底癱瘓。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稍微懂點地理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國運幾乎全系于東京都市圈這一線。這里聚集了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巨量的經濟產出，是典型的“單點故障”系統(tǒng)。這讓人不由得想起冷戰(zhàn)時期的“相互保證毀滅”理論。

當年的大國博弈之所以還能維持恐怖平衡，是因為雙方都有二次核反擊的能力和廣闊的戰(zhàn)略縱深。但日本呢？作為一個狹長的島國，它天然缺乏戰(zhàn)略回旋余地。二戰(zhàn)后的和平憲法和“無核三原則”，原本是日本在這個殘酷世界里的生存護身符。

可現(xiàn)在有人想把這道護身符撕了，換成一把自己并不真正掌握扳機的槍。山本太郎的警告，其實是在提醒那些狂熱分子：現(xiàn)在的日本基本上就是住在玻璃房子里。你手里哪怕真的攥著石頭，也不該去挑釁住在鋼筋混凝土堡壘里的鄰居。

這根本不是什么勇氣的問題，這是基礎物理學和生存邏輯的問題。當政客們在電視上高喊“威懾力”的時候，他們顯然忘了，威懾的前提是你能承受住第一輪沖擊，而東京顯然沒有這個底氣。高市早苗政府現(xiàn)在的狀態(tài)，很像是一個剛拿到幾張借條就覺得自己發(fā)了財?shù)馁€徒。

前幾天G7牽頭的那場稀土會議，被東京方面描繪成了一場史詩級的勝利。加上印度、韓國等11個國家坐在一起，聲稱要減少對特定大國的依賴，這畫面看著確實挺熱鬧。但如果我們翻翻歷史舊賬，就會發(fā)現(xiàn)這集劇情早在2010年就上演過了。

當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后，日本也曾信誓旦旦要搞稀土供應鏈多元化，滿世界找礦，結果呢？十幾年過去了，依然沒能擺脫被“卡脖子”的命運。稀土博弈的核心從來不僅僅是“挖礦”，更在于極其復雜的提煉和分離技術。

這就像是做菜你買到了菜，但廚師和灶臺都在別人家里，這飯你還是吃不到嘴里。所謂的“共識正在形成”，在國際政治的詞典里，通常意味著“我們大家都很想要，但誰也不想先掏錢”。這種松散的聯(lián)盟，在真正的利益切割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

再說那個讓高市早苗欣喜若狂的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訪日。兩人又是會晤又是玩樂器，看起來像是要把從前的恩怨一筆勾銷。但別忘了韓國也是個精明的玩家。李在明那句“韓日合作至關重要”，后面緊跟著的就是“不介入中日矛盾”。

這就像是鄰居來你家串門，喝茶聊天可以，但如果你要跟街對面的壯漢打架，別指望我會遞磚頭。把這種禮節(jié)性的外交辭令當作是生死的盟約，是日本右翼目前最大的戰(zhàn)略誤判。他們在用一種自我感動式的濾鏡，去審視周圍這些早已各懷鬼胎的鄰居。

就在國內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防衛(wèi)相小泉進次郎急匆匆地飛去了華盛頓。這趟行程的目的只有一個：確認美國這個“帶頭大哥”在關鍵時刻到底會不會拔刀相助。現(xiàn)在的局勢對日本來說，已經不是單純的“二選一”了。

俄羅斯的突然入局，讓這盤棋變得異常兇險。普京政府跟隨中國步調，對日本實施兩用物項出口管制，這意味著日本不僅要面對西邊的壓力，北邊的寒風也吹進來了。這種“雙線受壓”的地緣噩夢，是日本自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以來極力避免的局面。

小泉在華盛頓受到的“高規(guī)格接待”，與其說是一種獎賞，不如說是一種安撫。美軍高層承諾推進同盟合作，甚至外界風傳可能會在核潛艇技術或者武力護臺問題上松口。但熟讀歷史的人都該警惕，美國人的承諾，往往標著極高的價格。

回想一下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xié)議”，那是美國對盟友最狠的一次“剪羊毛”。當日本的半導體和制造業(yè)威脅到美國地位時，華盛頓下手可一點沒手軟。如今，特朗普政府更是把“美國優(yōu)先”寫在了臉上。如果日本真的以為，只要把自己綁上美國的戰(zhàn)車就能高枕無憂，那未免太天真了。

《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雖然寫著共同防御，但觸發(fā)條件和執(zhí)行力度，解釋權完全在白宮和國會手里。歷史上美國拋棄盟友的案例還少嗎？從南越的西貢時刻到近年來的庫爾德人，當利益天平傾斜時，盟友往往是第一個被犧牲的籌碼。

小泉進次郎帶回來的，可能不是救命稻草，而是一份更加沉重的“投名狀”。最讓人感到不安的，不是外部的壓力，而是日本內部那種日益極化的輿論環(huán)境。山本太郎的警告雖然振聾發(fā)聵，但在右翼媒體的喧囂聲中，迅速被淹沒。

就連前首相石破茂這樣老牌的務實派，僅僅因為呼吁理性，就被扣上了“軟弱”甚至“賣國”的帽子。這種場景，像極了二戰(zhàn)前夕的狂熱歲月。當理性的聲音被視為異端，當極端民族主義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國家機器往往就會失去剎車功能。

高支持率掩蓋了社會深層的焦慮，人們在一種虛幻的強國夢中，逐漸喪失了對現(xiàn)實力量對比的感知能力。務實派的失語是日本政壇最大的悲哀。他們清楚地知道，所謂的“核共享”也好、“先發(fā)制人”也罷，在絕對的實力代差面前，都是毫無意義的自殺式沖鋒。

日本現(xiàn)在最大的危險，在于它試圖用戰(zhàn)術上的勤奮——比如滿世界拉盟友、增加軍費——來掩蓋戰(zhàn)略上的懶惰，即拒絕承認中日力量對比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逆轉這一事實。山本太郎那句關于“東京挨一發(fā)”的警告，雖然聽起來殘酷，但卻是對日本最負責任的清算。

它撕開了所有外交辭令的偽裝，直接指向了那個最核心的成本問題：如果真的為了別人的霸權去當炮灰，這個代價，日本付得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