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李鴻賓，1960年生于吉林長春。先后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讀書并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F(xiàn)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民族史學會、中國中外關(guān)系史學會等理事，中國長城學會常務(wù)理事兼副秘書長等。

今年（2004年）是母校歷史系建立的第105個年頭，對于國外有長久歷史的學校而言，100余年并不算什么，但是對我們國家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來講，這樣的年份如同耄耋老者，似乎悠久流長。誰都知道北京大學是維新變法的產(chǎn)物，這所學校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能在這所大學吸收其養(yǎng)料，分享其樂趣，感受其精神，領(lǐng)會其意念，是許許多多的青年才俊的曠世追求。

我本人是這其中的一個幸運者，于1979年考入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yè)，1983年本科畢業(yè)后又跟從王永興先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yè)隋唐五代史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至1986年畢業(yè)，之后我就在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從事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算起來離開母校18個年頭了。這些年來，支配我事業(yè)和人生的最重要的精神信念，就是在北大，特別是歷史系7年生活的美好記憶，以及由這種記憶所形成的精神理念。這點毫不夸張，它確實隱藏在我的內(nèi)心深處，時刻激勵、鞭策和鼓舞我自己。歷史系給我留下的印象方方面面，在這篇小文里，我只打算就自己比較熟悉，或有一些接觸的老師談?wù)劯心詈屯?，以此感謝他們，并向他們表達一個學生的敬意！

一

我的碩士指導老師是王永興先生，記得上大學的第二年，我和張京華、曲愛國、白興華幾個學生就跟從他學習隋唐史。當時引起我興趣的一是在圖書館有專門的研究室供我們學習，免去了一大早到圖書館搶占座位的煩惱；更重要的是有專門的先生指導學習，而且王先生對學生極端負責，機會難得，這樣一直跟隨王先生在圖書館的213和219房間學習，到研究生階段仍舊如此，前后達6年之久。這種生活方式對我后來產(chǎn)生的影響是直接而長遠的，至今未大變。下面我主要就本科學習階段遇到的老師作一些回憶。

張傳璽老師（我們當時的習慣是老一輩如鄧廣銘、周一良、商鴻逵等稱為先生，其他一般都稱為老師，我這里仍舊保存了當時的稱呼，顯得更親切）是我進入大學之后最早接觸的老師之一，他負責教我們中國通史的秦漢部分。當時系里安排中國史每人講一段，每個老師的特點都能展現(xiàn)出來，這對我們學生很有好處，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同的東西，體會不同的風格。而中國史專業(yè)80級以后的古代史就歸為兩個老師完成，雖然老師講得不錯，但卻失去了多樣性，我覺得不如我們79級幸運。

這種多樣性的好處很快就顯示出來了。張老師說一口山東日照方音的普通話，十分有意思，而他為人也很風趣，講課眉飛色舞，說到興致之處，就在講臺上伴以動作，模仿課中涉及的人物，逗得大家前仰后合，上他的課感覺很輕松，所以每到中國史課的時候非常開心。接下來的課程是魏晉南北朝史。講課的祝總斌老師的風格則完全不同，他不善開玩笑，但為人謙遜和藹，有君子風格，很喜歡與學生親近，征詢講課的意見，熱心解答同學們的問題。這些印象我至今難忘，某些情景似乎離昨天不遠。后來我又選修了他開設(shè)的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當時他主要講的是那個時期的宰相制度以及君相關(guān)系，后來形成了《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

說到這里我還想起田余慶先生，他雖沒有給我們上通史課，但是在我本科高年級的時候開設(shè)了魏晉門閥制度的專題課，我在讀研究生階段也曾選過田先生相關(guān)的課程。因我學習隋唐五代史，魏晉史對隋唐的影響直接而深遠，所以我一般都選修魏晉南北朝史，田先生開設(shè)的課我都盡量選修。田先生是另一種類型的老師，他表情嚴肅，眉毛厚重，給人以威嚴之感，我們都不像與?？偙罄蠋熌菢与S意接觸他，事實上，田先生學問的深厚，我們當時也問不出所以然來。聽田先生的課是一種享受，但這要付出代價：由于他研究的程度深，僅有本科的水平聽起來比較吃力，我記得本科時他講的許多問題雖然有意思，但似懂非懂，后來慢慢地有所領(lǐng)悟。不過，田先生的講課和文章都像陳年老酒，得慢慢地、一點兒一點兒地品嘗，才能嘗到其中的味道。至今，他出版的幾部作品我都曾認認真真地拜讀過，對其基本理路應(yīng)該說是不陌生的。

我從田先生和?？偙?/strong>老師那里學到的另一個治學的方法就是以講課為學術(shù)研究成果，形成專著發(fā)表。這樣的作品經(jīng)過多年的磨合，特別是作者不斷地修正和改訂，質(zhì)量相當高。而且像田先生這樣以學術(shù)為生命宗旨的研究，其作品的精深自不在話下。這樣的治學精神對我有巨大的影響。我自己發(fā)表的第一部學術(shù)作品就是在這種精神影響下完成的。

現(xiàn)在再回過頭來談?wù)?strong>張廣達先生。他繼?？偙罄蠋熤蠼涛覀兯逄莆宕贰ｏ@然，張先生即不同于祝老師，也不同于田先生，他的特點是腦子靈，外語好，接觸國外的信息多，思想活躍，眼界開闊，頗有現(xiàn)代學者的氣質(zhì)，我覺得這是他最明顯的特點。當時研究隋唐史的還有吳宗國老師，我上過他的隋唐史專題課，不過我同他的接觸更多是在研究生階段。吳老師屬于謙謙君子那類，待人友善，很能體諒學生。

許大齡先生教通史中的明朝和清朝前期一段。許先生又是一位令人難忘的老師。他與祝老師一樣謙遜和藹，但他的風格則不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課很投入，而且天真，這種天真沒有造作之態(tài)，是他真情的流露，他時常陶醉在自己的敘說之中，如果聽者能與他合拍互動，就會被他的講述深深吸引。在課下，許先生對同學的問題是有問必答。記得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學去他家里拜訪，許先生熱情接待，對我們的問題詳細而耐心地解釋，甚至連同其他問題也一同敘述，說完之后則說：“我說的這些都是一家之言，屬胡說八道，只供你們參考而已?！睔v史系學生之間對許先生有個說法，即他對明史的材料，如文集、野史、筆記小說之類的文獻材料諳熟于胸，他家里的文獻著作也異常豐富。這點與社科院歷史所的謝國禎先生很相似。謝先生也以史料見長，據(jù)說他家里收藏的有關(guān)明清的文獻資料多得無法統(tǒng)計。當時有許多學者收藏資料豐富，但立論謹慎，不喜聲張，有孔子的述而不作之風，這與我們今天的風氣很不相同。今天學者們以著述豐富見長，著作等身已不是非分遐想，論文數(shù)百篇、著作十幾部甚至數(shù)十部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給人的感覺是今天的作品多數(shù)不如上一代學者的質(zhì)量高，尤其是那些滿腹經(jīng)綸的飽學之士的佳作。不過由于時代的不同，完全述而不作也不是辦法，學術(shù)思想和學術(shù)品格的承傳除了教授弟子和學生之外，作品留后可能更加久遠。

近代史的老師是張寄謙。她的風格則不同于上述任何一位。這位張老師也是以學術(shù)為生命的拼搏者，她不茍言笑，我還真沒見她笑過，大概只有在講課中什么內(nèi)容引起興趣，偶爾之中展露笑意，但旋即既逝。聽說張老師自己一人生活，撫養(yǎng)子女，想起來生活的擔子是很大的，但她無所顧忌，一心一意撲在學術(shù)研究上，其敬業(yè)的精神，只要你同她見面就有所感覺。張老師的這種精神與田余慶先生視學術(shù)為生命的品性，在北大歷史系中是普遍存在的，也是這個系的內(nèi)在精神和氣質(zhì)。由于我沒有其他學校歷史系上學或進修的經(jīng)歷，不太清楚那些系的學風，然而大凡有學術(shù)影響的系科肯定具有良好的學術(shù)空氣；相反，一般性或不大好的系科，其學風大概也不會很好。我在歷史系學習的7年中，如果說受到的影響和熏陶表現(xiàn)在方方面面，但這種精神影響是最大的。

二

以上幾位老師主要是教我們中國史的，現(xiàn)在我再談?wù)劷踢^我世界史的老師。

周怡天老師是我接觸最早的一位。他教世界史的古代埃及和兩河文明階段，他給我的印象是講課很自信，當時系里給我們提供了一套世界史參考資料，其中有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關(guān)于世界史某些問題論述的小冊子，用他的話說就是小本語錄，他在講課中老是說“這個問題可以參考小本語錄”，于是“小本語錄”就成為79級中國史和80級世界史專業(yè)學生（我們與80級世界史學生同上大課）人人知曉的經(jīng)典話語。

朱龍華老師以研究古希臘和羅馬文明而著稱。他的名氣比較大，同學之間議論教師的時候，都說朱老師講課講得好，對古希臘和羅馬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年紀似乎也大一些，反正我記得他的頭發(fā)有些花白了。他講課的特點是投入，不過他投入的方式是背對著我們自我欣賞，偶爾轉(zhuǎn)過身來，但馬上又轉(zhuǎn)回去了。

馬克垚老師給我們講世界中古史。馬老師一副書生摸樣，我記得他講課的地點是在俄文樓，當時我們坐的是長條木凳，時間一長就很不舒服，所以特別希望早點下課，好舒緩舒緩身子。馬老師講課的口頭禪是“這個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一堂課中大概得說好幾次，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還有一個印象是馬老師說話的方式。他講話軟綿綿的，聲音不大，因我坐在前幾排，能夠聽清，后排的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馬老師的學問做得很深，為人很謙和，只是我們以中國史為中心，與世界史的老師接觸較少。

楊立文和鄭家馨兩位老師（大概）教我們世界近現(xiàn)代史。楊老師可能是湖南人，但他普通話講的很不錯，聲音洪亮，很能激勵人心。雖然講課的內(nèi)容早已忘記，但他站在講臺上說話和打手勢的形象仍如昨日。他可能屬于講課易激動型的，經(jīng)?？犊ぐ?，指點江山。與他對照的鄭老師則溫文爾雅，特別煞有介事，我這里用的是褒義，我覺得“煞有介事”這個詞特別能表達我想說的意思。我印象最深的內(nèi)容是他講的非洲史中的南非部分，他很少情緒展露，更多的是娓娓道來，站在講臺上顯得忙忙碌碌的。他給學生的印象是“有一顆同情心”，但在期末考試中想獲得高分卻不那么容易。

還有一位張芝聯(lián)先生，他以研究法國史著稱，但他沒有講世界通史，我沒有機會聽他的講課。不過張先生名氣很大，而且外語好，尤精通法語。張先生好象出身書香門第，服裝洋化，具有西學的風氣，與歷史系中國史出身的學者氣質(zhì)明顯不同，在當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人們的衣著還相當樸素，張先生的穿著打扮與其他人比起來，顯然洋化得多。我與他比較近的接觸是有一次北大歷史系接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訪學，當時邀請謝氏講演，地點在臨湖軒，謝氏的講話由張廣達先生翻譯，張芝聯(lián)先生也出席講演會，遇到翻譯的難點時，張芝聯(lián)先生就會補充。后來在報上看到他獲得法國方面授予的騎士勛章，是對他長期從事法國學術(shù)研究和文化交流的表彰。

北大歷史系的世界史在國內(nèi)非常有名，其綜合實力至少數(shù)一數(shù)二，但我學的是中國史，對世界史的了解很有限，直接聽過課的老師都是教通史的，未曾聽課或謀面的老師還很多，所以我在這方面的記憶有限。

三

說到母校歷史系的教師，自然不能不講到老一輩學者。我的導師王永興先生也屬于這一輩，除他之外，有鄧廣銘、周一良和商鴻逵等先生，后來吳小如先生從中文系調(diào)到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即現(xiàn)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這四位先生，我聽過后二位的講課。鄧先生當時只給宋史專業(yè)的研究生上課，周先生大概也如此，但鄧、周二先生名氣大，影響遠，尤其鄧先生是歷史系主任，我們經(jīng)常在會議上看到他，聽他講話，也出席他的講座，再加上同學們有關(guān)他和周先生的議論傳說，所以鄧、周先生對同學而言是如雷貫耳的。

鄧先生給我最深的感覺就是他像個純粹的學者。他的相貌端莊挺拔，服飾莊重樸素，但又非常講究，一水的中式服飾，頭發(fā)輸理整齊，一塵不染，給人的第一印象就覺得此先生非同一般。果然，鄧先生是個很有個性的學者，我對這種個性的理解是他不媚世俗，以學業(yè)為終身訴求，追求學術(shù)達到忘我的境地。在我上學的時候，鄧先生已經(jīng)年逾七十，但他的心態(tài)依舊年輕氣盛，特別表現(xiàn)在他所撰寫的學術(shù)爭論性文章中。我覺得鄧先生學術(shù)上最具特性的就是這類文章，我讀的最多的也在這里。他的文章不但字句優(yōu)美，說理性強，最佳之處就是文章中蘊涵著某種氣勢，甚至可以說是某種霸氣，但鄧先生可不是那種與時代脫節(jié)的老先生?，F(xiàn)在我還能記得他給歷史系師生開設(shè)有關(guān)岳飛《滿江紅》是否偽作的情景。當時學術(shù)界對這首詞的作者是否岳飛產(chǎn)生爭論，不少學者懷疑岳飛有此能力。鄧先生的觀點是該詞確為岳飛所作，他舉了很多例證證明，我現(xiàn)在只記得他講話的肯定語氣，以及強化語氣的手勢。不論在他的文章里還是講話中，鄧先生都有一股激情，這是很難得的。

鄧先生對歷史系和中國中古史中心的發(fā)展起了重要而關(guān)鍵性的作用，這也是很多人經(jīng)常談及的。對我們學生而言，鄧先生以他的名望邀請了不少學者來歷史系講學，我知道的有國內(nèi)的胡如雷、王利器、吳于謹、漆俠、譚其驤，香港的牟潤孫和美國的劉子健等等。

與鄧先生相比，周一良先生是另一種類型的學者：鄧先生屬于國內(nèi)自己培養(yǎng)而成名的專家，周先生則是吃洋墨水成名的，他與張芝聯(lián)先生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yè)生，周先生后來到美國留學。他在給學生們講話的時候說到“一二．九”運動時，自己當時正在美國上學，無緣參加。與他前后留學的有吳于謹、楊聯(lián)升等，在當時的留學生之中，周先生是出類拔萃的一位，深受名家學者如陳寅恪、胡適等人的贊賞。我們上學時他在歷史系與鄧先生資歷最老，但他的風格有些洋化，與鄧先生明顯不同。周先生年紀較鄧先生晚6年（鄧先生1907年生人，周先生1913年生人），他繼鄧先生之后任歷史系主任，這時候的周先生又恢復了以前的形象：穿著得體，講話洪亮，邏輯嚴密，精力充沛，70多歲時仍舊騎著自行車。同學們看到周先生的神態(tài)和矯健的步伐，都感覺他的行為與年齡不相稱，比實際年輕許多。

但周先生的經(jīng)歷卻相當復雜和坎坷。說復雜是與其他老師相比而言的。周先生出身世家，經(jīng)歷新舊社會的對比，特別是在解放以后他拋棄了過去的一切，投入到新時代的建設(shè)中，他受組織的調(diào)派，從魏晉南北朝史轉(zhuǎn)到世界史，后來又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直到我們上學的時代才重新回歸魏晉史的研究，這期間遇到種種的波折，于他而言似有被欺騙之感，我記得80年代之處，周先生正處于情緒低落之時，他的穿著也不講究了，好像整天穿著一件大棉襖似的。后來隨著周先生自己和其他人寫的回憶錄、紀念性文章的發(fā)表，他的內(nèi)心世界和經(jīng)歷我們才逐漸得知，對那一段歷史算是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

商鴻逵先生比鄧、周先生的年齡都大，他給我們上過清史的專題課，我現(xiàn)在清楚地記得他說滿族貴族晚上睡覺時喜歡在枕頭底下放著一把刀，但不知為什么。他在課上講康熙，但是說著說著就談到了日本電視連續(xù)劇《資三四郎》，商先生特別能講，而且特別喜歡與學生們交流，交談時我們根本插不上話，只見他侃侃而談，我特別喜歡他課下的閑聊，從中學到許多知識，之可惜商先生過早地去世了。那是1983年11月左右，商先生早晨下樓散步，不慎從樓梯滑落，送到北醫(yī)三院后未能搶救過來。他的二公子商全是我們研究生的同班同學，他的話特別多，這點與商先生很相似。商先生去世后，商全就轉(zhuǎn)到許大齡先生門下受業(yè)。

吳小如先生開設(shè)的《左傳》選修課我參加了。吳先生特別有懷舊感，他更注意外表穿著，頭發(fā)輸理井井有條，褲線挺直，服飾與鄧先生一樣屬傳統(tǒng)中式；吳先生的情感也很中式，他在講課中所談的內(nèi)容和語氣，都讓我聯(lián)想到傳統(tǒng)的士大夫或知識分子的形象。吳先生也是有家學的傳統(tǒng)，他對此也很看重。說到這里，我想起張寄謙老師在編輯邵循正先生《素馨集》之后撰寫的一篇文字里曾說過這樣的話：像邵循正先生這樣的學者有深厚的家學傳統(tǒng)，本人又天資聰慧，加上勤奮好學，留學國外，受到良好的中西學術(shù)熏陶，他們的起點較之苦寒之士，顯然具有優(yōu)越的條件，他們的文化境界和學術(shù)水平，非一般學人所可企及。張老師既是描述事實，也發(fā)生無限感慨，只有深諳其境者才有如此之感嘆！北大歷史系中的周一良、張芝聯(lián)、吳小如等先生大致都可以歸屬這類學者。

四

上述老師和先生是我曾經(jīng)跟隨學習、聽過課的，也有幾位聽過講座和系里會上所聞所見的，還有許多老師我不是很熟悉，交往很少，這里就不多說了。我在前面說過，歷史系的7年生活對我的一生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各位老師和先生對學術(shù)的執(zhí)著追求，以及在追尋過程中所表現(xiàn)的精神氣質(zhì)，對我們這些學生產(chǎn)生了深厚而長久的影響。毫不夸張地說，這種品性對我而言，是促進我進步、激勵我事業(yè)的動力。在今天的形勢下，我覺得回憶和發(fā)揚老師的治學精神，對我們自己如何工作，如何敬業(yè)，都有示范性作用?，F(xiàn)在，學術(shù)界和思想界到處都在談?wù)搶W術(shù)研究的品德和規(guī)范，高等院校也多設(shè)計奔向國際一流的發(fā)展規(guī)劃，這些都無可厚非，只要自己條件具備，都可以樹立高水平的遠大目標。然而今天高校在辦學過程中太急功近利，尤其是以行政尺度量化教學特別是學術(shù)研究，學者們整天陷入到瑣碎或疾進的研究里，真正認真思考、讀書或吸收養(yǎng)料的時間反倒所剩無幾，與我在學的1979-1986年相比，現(xiàn)在的物質(zhì)條件要好得多，但我們的學術(shù)研究太過功利化，對古代史而言，過去人們憑靠研究者自己的專長和興趣進行研究的越來越少，像老師們當時做學問的那種情景似乎也少見了。所以我總的感覺是今天的學術(shù)成果成倍增加，但有真正學術(shù)意義和高質(zhì)量的、經(jīng)過潛心研磨的產(chǎn)品所占比例，似乎不算太大。在這種情況下回想起上學時期的各位老師的音容相貌，不僅有親近感，也更值得回味和學習。

2004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