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射箭比賽，使用的都是很省力，但威力卻很巨大的復合弓。雖然現(xiàn)在的弓箭威力很大，卻已經(jīng)逐漸脫離了戰(zhàn)場，畢竟再優(yōu)秀的弓箭，攻擊力和攻擊距離始終有限，逐漸被威力更大，射程更遠的武器所取代。

弓箭現(xiàn)在主要應用于各種賽事，一些草原景區(qū)也有射箭的娛樂項目，逐漸開始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但不能否認的是，弓箭在古代有著長期的高光階段，弓箭在戰(zhàn)場的作用，也始終貫穿冷兵器時代，筆者今天就回顧一下中國古代射箭的輝煌歷史。

追尋射箭的源頭，就一定要去了解那段尚未出現(xiàn)文字的歷史。

在山西峙峪遺址出土的那枚距今約兩萬八千年的石箭鏃，就是先民已經(jīng)開始使用箭矢狩獵的最好證明。

這件古老的“證物”，是我們目前能觸摸到的、最古老的實物證據(jù)。這種實實在在的證據(jù)，證明那些難以置信的真相，這是人類智慧的體現(xiàn)，也是祖先于與大自然抗爭的決心。

射箭用于狩獵，弓箭成為生存的重要工具，其主要功能與當時的石斧、木棒類似。

這種射箭在動作方面，算是射箭運動的雛形，但尚且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規(guī)矩和制度，射箭的技術也十分有限。尤其是石頭制造的箭鏃，對野獸的傷害有限。當時的射箭，更像是一種工作，為了果腹而重復射箭動作，能不能射殺獵物全憑運氣。

直到時間來到先秦時期，射箭才真正被賦予了“靈魂”?！吧洹北患{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之一，并成為當時貴族教育的核心課程，射箭的地位才終于達到了一定的重視和高度。

“射禮”的出現(xiàn)，讓射箭成為一種完善的運動，從為了生活而狩獵，逐漸發(fā)展到一種競技運動。這種運動不僅有禮節(jié)、音樂，還有各種各樣的規(guī)矩。無論是入場、取弓、搭箭到射箭，每一步都要按規(guī)則行事。

射箭發(fā)展到這個程度，就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運動了，而是一套復雜的儀式。而且，古代的“射禮”與現(xiàn)代的體育賽事還有很大不同。

一來是古代射箭不僅比誰的射箭精準度高，還要觀測每一位射箭者的射箭姿態(tài)是否從容、美觀。二來是射箭人之間的競爭，還要比拼各自的禮儀是否符合要求，甚至還會對比每一位射手的品德，若是品德敗壞之人，仍然贏不了比賽，這就是所謂的“射以觀德”。

據(jù)《考工記》記載，“前弱則俛，后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別看只有短短十六個字，記載的卻是制作箭矢的精髓所在。而且了解箭矢制作的讀者朋友應該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端倪，這種制造方法已經(jīng)相當先進，精細化制作箭矢的流程，已經(jīng)堪稱現(xiàn)代手法的基礎。

《考工記》對箭桿如何制作，箭桿各個位置的柔韌度對箭矢的影響，甚至具體到哪一處箭桿的柔韌程度有何區(qū)別，會導致箭矢的飛行速度不同。什么樣的箭桿，搭配什么樣的箭羽，會呈現(xiàn)什么樣的狀態(tài)，全都有記述，這種弓箭制作技術的成熟程度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秦漢時期，天下一統(tǒng)，帝國發(fā)展逐漸成熟，射箭的軍事屬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弓弩成為戰(zhàn)場上決定勝負的決定性武器，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今天的遠程精確打擊火力。

軍隊中，“閱射”成為常規(guī)的訓練和考核項目，射術精湛者能獲得晉升和榮耀。漢代畫像石中，我們能看到大量車射、騎射、步射的場景，這些充滿動感的畫面，生動再現(xiàn)了那個時代金戈鐵馬、彎弓飲羽的雄風。

射箭，在此刻更多地與國家武備、邊防鞏固緊密相連。雖然先秦那種溫文爾雅的“射禮”在官方層面有所式微，但射箭作為一項勇武技藝的社會風氣，卻在民間廣泛流傳。

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射箭發(fā)展的又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民族的大融合帶來了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射箭的形式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北方游牧民族帶來的“胡服騎射”之風，為中原射術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實用性。

到了盛唐，國力強盛，文化包容，射箭不僅是武將的必備技能，也成為文人雅士乃至普通民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其中，極具特色的“射柳”就是典型代表。這種集騎術與射術于一體的活動，兼具競技性與觀賞性，在當時風靡一時。

宋代，盡管整體軍事實力常被后人詬病，但其民間的射箭活動卻異?；钴S。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弓箭社”這類民間組織的興起。

這些社團有點類似于今天的體育俱樂部，民眾自發(fā)組織起來，習射練武，既能強身健體，也能在非常時期協(xié)助地方防務。蘇軾等文人也曾參與和支持弓箭社的活動，這說明射箭已經(jīng)深度嵌入了當時的社會生活肌理之中。

從廟堂之上的禮儀，到沙場之上的兵戈，再到市井之間的游樂，射箭的功能愈發(fā)多元，其文化內涵也愈發(fā)豐厚。

元明清三代，射箭的歷史軌跡再次出現(xiàn)有趣的轉折。元、清兩朝作為“馬上得天下”的王朝，其統(tǒng)治者對騎射的重視達到了頂峰。射箭不僅是立國之本，更是保持其民族武勇精神的重要象征。

清朝皇帝甚至將“國語騎射”作為祖宗家法，嚴格要求皇室子弟和八旗官兵勤加練習。然而，在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明朝，我們卻看到了另一種景象。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恢復漢家傳統(tǒng)的政治考量，竟大力復興了早已中斷數(shù)百年的“大射禮”，并將其制度化。

這一舉動，極具象征意義。它說明，射箭在不同統(tǒng)治者的眼中，其所承載的核心價值是不同的。它可以是維系戰(zhàn)斗力的軍事工具，也可以是承載文化道統(tǒng)的禮儀符號。

可嘆的是，同很多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樣，中國古代射箭最終也無可避免地走向了弱化。當歷史進入清代中晚期，曾經(jīng)引以為傲的弓馬嫻熟，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顯得如此脆弱。火器的全面崛起，從根本上終結了弓箭作為主流兵器的時代。

這項延續(xù)了幾千年的古老技藝，其最核心的軍事價值被剝離后，便迅速地從國家和社會的中心舞臺退居邊緣，逐漸淪為少數(shù)人的愛好和表演性的項目。1840年的炮聲，不僅轟開了國門，也成為中國古代射箭史的一個時代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