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制時代，內(nèi)憂外患其實就是一個偽命題，說白了一個王朝內(nèi)外交困的既不是內(nèi)憂，也不是外患，而是內(nèi)患。比如在歷史上，所謂的內(nèi)憂外患最典型的時代毫無疑問就是嘉靖時期，外部有倭寇橫行，內(nèi)部有嚴嵩首先黨羽巧取豪奪。如果沒有張居正的改革，那么明朝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而事實上，明朝所謂內(nèi)憂外患其實就是一個問題，那就是內(nèi)患。而所有的問題也不過這種內(nèi)患的延伸而已，事實上每個王朝都是如此，只不過內(nèi)憂外患是它們自欺欺人的借口而已。

首先，我們來說一下明朝的內(nèi)患。明朝內(nèi)患的本質就是明朝的官吏制度，朱元璋總結了半吊子歷史教訓，認為給官吏俸祿少了，他們就能廉潔奉公。但事實是，如果這群臣子廉潔奉公，那么他們連最基本的生計都是問題。而且還有日常迎接上司的人情世故，換句話來說，你廉潔奉公不討好上司給你穿和小鞋是死，你貪贓枉法也是一死。既然為了生計貪污一兩銀子觸犯了大明律，為什么不貪污一千兩呢？這反而打開了大明吏制的潘多拉魔盒，這更是朱元璋時期哪怕剝皮都依然屢禁不止的原因。

其實這個還不足以讓明朝走向虧空，然后嘉靖與明朝的制度珠聯(lián)璧合，直接開啟了大明王朝財政虧空的先河。嘉靖皇帝上臺后大規(guī)模揮霍，尤其是修建廟宇和宮殿，因此決定了嘉靖皇帝任用的臣子必然是像嚴嵩這樣能搜刮百姓的人。但嘉靖卻忘了，一個人能給皇帝搜刮財富，那么這個人必然能給自己搜刮財富，然后就形成以嚴嵩為代表從中央到地方的搜刮體系。這也導致了嘉靖時期農(nóng)民起義不斷，比如蘇吧普起義和蔡伯貫起義。當時更有一句明顯:福建出天子，潮州作戰(zhàn)場。

其次，就是所謂的外患。倭寇能夠橫行東南沿海的原因，看起來是倭寇的強大，其實是在明朝的制度下，官吏要不自身難保，要不忙著貪贓枉法，這導致明朝的軍備松弛。而倭寇明明很好辨認，為什么剿滅起來難度很大呢？因為嘉靖皇帝用人不當導致財政虧空，而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大肆搜刮百姓，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qū)。這導致了很多人為了生計加入倭寇，這也是倭寇幾十年從不斷絕的原因。因此這外患的罪魁禍首，其實還是嘉靖皇帝的昏庸無道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而在張居正時期，倭寇好像莫名其妙消失了。其實很簡單，內(nèi)患解決了而已。比如張居正改革讓地方重視防務加強軍備，同時扭虧為盈，這樣就避免了繼續(xù)盤剝百姓，當百姓能夠因為種地而維持生計時，誰愿意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去助紂為虐呢？當倭寇失去了棲身之地，他們的存在便失去了意義。其實任何王朝都是一樣，比如萬歷三大征，但歸根到底還是自己咎由自取。比如楊應龍和寧夏之亂，這都是由于朝廷處置不當直接導致叛亂，而小西行長攻打朝鮮，說白了就是朝鮮經(jīng)過二次征討國力衰退，所以他們才有恃無恐攻打朝鮮。

最后，古往今來其實治理天下很簡單，那就是八個字:人盡其才，崇尚法治。人盡其才是因為術業(yè)有專攻，比如漢惠帝雖然資質不算出眾，但漢惠帝重用曹參，于是蕭規(guī)曹隨也讓漢朝一度平穩(wěn)發(fā)展。而為什么崇尚法治呢？因為再偉大的君主都會因為權力而變得殘暴和昏庸，趙惠文王秉性善良，但在權力的影響下他可以囚死自己的父親趙武靈王。而即使如唐太宗這樣英明的君主，長期處于權力的頂端也會其決策變得昏聵。當一個王朝沒有法治時，權力就會集中在一個人手里，而一個輕描淡寫的昏聵就會讓數(shù)萬人民不聊生。

而在這種絕對權力下，可能會產(chǎn)生海瑞這樣的名臣，但也會產(chǎn)生嚴嵩這樣的奸佞之輩。更可怕的是，縱觀千年海瑞這樣的只是偶然，而像鄭必昌這樣的趨炎附勢之輩卻是必然。而法治就是為了約束人的欲望，或許海瑞的成就不會太高，但大多數(shù)庸碌的臣子底線也不會太低。而且更為關鍵的是，有了法治才不會讓臣子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遠，這也是一種對臣子的變相保護。比如企業(yè)沒有規(guī)則，那么大多數(shù)人就會討好這個企業(yè)決策者，當然也會相互揭短攻擊，然后一個企業(yè)就會陷入無窮無盡的內(nèi)耗中。

這就比如春秋戰(zhàn)國時期，誰都知道秦國崛起的原因是什么，但諸侯為什么不去做呢？因為這樣會損害自己的利益，然后就是既得利益者彼此內(nèi)耗弄得民不聊生，最終弊病叢生，人才不堪其擾投奔他國造成內(nèi)患。而在內(nèi)患的加持下，別人看到有滅亡你的機會，于是敵軍重兵壓境，這才是外患的由來。這就像蘇聯(lián)一樣，他們各種訴說漂亮國如何才怪，但當漂亮國和平演變時，他們的無力感說明了一切。漂亮國可以和平演變他們，他們?yōu)槭裁床荒芎推窖葑儎e人呢？說到底就是管理層的內(nèi)患，他們掌握了太多的資源，讓蘇聯(lián)失去了活力?？v然是一個小人，誰會為一個沒有未來的王朝賣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