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成都城四至考兼論成都中軸線

楊若虛 仙人掌

最早的成都建城時間為《史記》中的記錄,即秦孝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而《華陽國志》中記載為周郝王五年(公元前310年),記錄雖有不同,但時間僅相差一年。然而,當時的城市即秦城樣貌如何,至今考古發(fā)掘中也未有任何發(fā)現(xiàn),甚至也未尋找到漢代成都城遺址的蛛絲馬跡。因此,古代城池的考證成為當今成都城市考古的一大難題(蒙文通、蒙思明、任乃強、馮漢驥、徐中舒、李思純、王文才、溫少峰、雷玉華、孫華、易立等先賢時人先后對此做過一些探究,此處不一一贅述)。那么秦成都城是否無法還原呢?答案并非如此,其實古代留下來的關(guān)于成都城的記錄雖然零碎,但若仔細研讀并輔以考古發(fā)現(xiàn),幾可還原其大致位置。本文中,筆者結(jié)合現(xiàn)有各類材料對秦成都城的四至進行劃定(需注意的是,所謂的四至,并非秦城實際面積就是如此,而是秦城所在不會超過此四至),并對成都中軸線進行初步探究。

秦城南至考

南宋李石在《府學十詠》詩中有這樣的描述:“泮林堂后面崢嶸,不道詩書恨未平。瓜蔓深坑余鬼哭,此間學校倚秦城。”關(guān)于此詩李石本人注釋為:“(秦城)張儀、司馬錯所筑。自錯入蜀,秦惠公乙巳歲至皇宋紹興壬午,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雖頹圮,所存如崖壁峭立,亦學舍之奇觀也?！倍姷淖詈笠痪涑蔀槎ㄎ磺爻悄现恋年P(guān)鍵。李石作為四川資州(現(xiàn)資中)人,曾任成都學官,作為親歷者其詩中描述的景象可信度較高,他提及的“此間學校倚秦城”應為實景。詩中均提及學校緊貼秦城,只需確定了詩中學校的位置,即可定位秦城墻南至。

李石詩中以及注釋中提及“府學”“畔林”“學?！薄皩W舍”等,均指漢文翁創(chuàng)立的石室,歷朝均為學術(shù)重鎮(zhèn)所在。其實,類似的描述也出現(xiàn)在宋陸游的詩中,在《訪楊先輩不遇因至石室》中寫道:“訪客客已去,追涼成獨行。衣冠嚴漢殿,草木拱秦城?！币嗫勺C明秦城與石室之位置關(guān)系。這里需要特別指出文翁創(chuàng)立的石室位置并非位于現(xiàn)文廟街石室中學所在,限于篇幅此處只簡單提及兩個點:其一為明李東陽(明代政治家、文學家,歷經(jīng)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而不衰,曾官至內(nèi)閣首輔)曾著《懷麓堂集》,卷六十五有《重建成都府學記》一文記錄:“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國朝千余年,而其故址為蜀王府,遷今學於西南一里許又百有余年?！蔽闹忻鞔_提及府學(石室)千年未更其址,原址本在蜀王府內(nèi),而明代已遷徙至離蜀王府“西南一里許”。這種變化在明天啟《府治三衢九陌宮室圖》中也有體現(xiàn),圖中可看見府學(石室)已脫離原蜀王府的范圍。

《府治三衢九陌宮室圖》明天啟元年(1621)刊本

二為明代成都號稱有十景,其中一景為“菊井秋香”。明正德《四川總志》提及:“菊井,在蜀府蕭墻內(nèi),即舊府學之前?！闭驗榫站谂f府學之前,所以蜀惠王朱申鑿在《菊井秋香》詩中才會有“嗅英舉子登科第”之句。即證明原先府學(石室)是在蜀王府范圍內(nèi),而正是蜀王府的修建將原先的府學進行了搬遷。

《惠園睿制集》明蜀惠王朱申鑿撰明弘治十四年(1501)刊本

而菊井之位置在明萬歷《四川總志》中有準確描述:“端禮門前有水橫,帶甃月池為洞,鋪平石其上,東西則直房,西南隅為山川社稷壇,又西為旗纛廟,東南隅為駕庫,東有右菊井?！笨芍站畱谑裢醺臇|南角。

蜀王府復原圖(蜀王府復原圖出自東華門遺址公園,底圖為1947年《成都市郊圖》,如無特別標明,本文使用底圖均為此圖)中菊井大致位置。

2010年11月,成都考古機構(gòu)在位于天府廣場東御街南側(cè)(其位置即上文所述蜀王府東南角)靠近原百貨大樓處挖出兩通漢代石碑,后命名為《裴君碑》和《李君碑》(現(xiàn)兩碑在成都市博物館展出),四川大學張勛燎先生認定此處即石室原址(詳細考證內(nèi)容可見《成都東御街出土漢碑為漢代文翁石室學堂遺存考》一文,此處不再贅述),此發(fā)現(xiàn)再次明確秦城的南至。

隋煬帝曾封四子楊秀為蜀王,楊秀主政成都期間對于秦城南面有過擴建,北宋張詠在《益州重修公宇記》中記錄:“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廣十里?！睆亩鴮W宮納入了新修的城墻內(nèi),學宮正位于秦城墻和新城墻之間,李石所看到的學宮后的秦城墻殘跡就變得合情合理。

綜上所述,將秦城的南至不會超過東御街一線。

秦城西至考

杜甫曾在《石筍行》這樣描述過:“君不見益州城西,陌上石筍雙高蹲”的城西景色,其中明確提及石筍位于益州城西面,確定了石筍的位置即可定位城西界限。

學者李思純認為,唐城西門位置與今城西門(清遠門)位置相同,所以古石筍必定在城西清遠門外,也就是現(xiàn)在石筍街的位置。不過李思純的推論混淆了杜甫詩中益州城年代。公元876年,時任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的高駢擴修羅城,后世宋、明、清的成都城均在高駢修筑的羅城范圍內(nèi)并未擴張,歷年成都城墻考古中發(fā)現(xiàn)唐、宋、明、清城墻幾乎重合,互相疊壓即為最有力的證明。杜甫《石筍行》創(chuàng)作時間普遍認為是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此時離高駢修筑羅城還相差百余年之久,可謂差之千里。

近年來的兩次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則讓唐代石筍街的位置愈發(fā)清晰。首先是商業(yè)街大墓的發(fā)現(xiàn)。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商業(yè)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發(fā)掘簡報》中稱,2000年7月,在商業(yè)街58號建筑工地搶救性發(fā)掘一座戰(zhàn)國早期大型船棺、獨木棺墓葬,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收獲,其結(jié)論為:“這些諸如規(guī)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大的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還有精美的大型漆器,都可以看出M1墓主人生前的地名顯赫,很有可能就是一處極為罕見的古蜀國開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比绻@里是蜀王族墓地的話,那么墓前應立有“石筍”為墓志,這與《華陽國志》中“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筍是也”的記錄完全一致,此石筍一直到唐代仍有遺存,應該就是杜甫看到的益州城西的雙石筍。

其二為實業(yè)街的福感寺遺址的發(fā)現(xiàn)。福感寺原名大石寺(注意這個曾用名“大石”),初建于兩晉時期,唐初改名為福感,此寺曾鼎盛一時,曾為安放佛祖真身舍利的寺廟之一。公元830年,該寺廟毀于南詔入侵,后在益州長史兼劍南節(jié)度使章仇兼瓊主持下重建,詩人劉禹錫曾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記》開篇即寫明福成(感)寺在石筍街:“益城右門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筍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啟,曰福成(感)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于碧霄,望之如昆閬間物?！?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青羊區(qū)實業(yè)街30號進行了考古發(fā)掘,根據(jù)出土文物認定此處為福感寺遺址,并發(fā)表《四川成都福感寺遺址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簡報》,報告中指出“此次發(fā)掘地點位于成都市青羊區(qū)實業(yè)街北側(cè)、長順中街與同仁路中間,東臨商業(yè)后街和商業(yè)街,西近同仁路及羅城西城墻,與之前學者推測的福感寺位置大體重合,加之出土了‘福感寺’銘刻及大量與佛教有關(guān)的南北朝至唐代石刻遺物,故該地點當為唐代福感寺舊址無疑?！?/p>

福感寺遺址出土瓦當,可見“府城石筍”字樣。

另,宋代姚寬《西溪叢語》對石筍位置的描述值得注意:“石筍二在子城西門,按圖經(jīng)(即《周地圖經(jīng)》,已失傳),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此處記錄未使用宋代常用的“子城”概念,而采取早期的“少城”概念。從目前考證的石筍位置(商業(yè)街大墓附近),東行一百五十步左右正是現(xiàn)東城街口,所謂少城中夏門、王蜀興義門、宋代西門皆在此處,歷史傳承使然。

《西溪叢語》《欽定四庫全書》

福感寺、商業(yè)街大墓與中夏門之關(guān)系

另故秦城西至筆者以為不會超過今東城根街一線。

秦城北至考

秦城北至并未出現(xiàn)決定性的史料記載或考古發(fā)現(xiàn),只能根據(jù)蛛絲馬跡進行定位。成都市考古研究院易立先生在其著作《喧然名都——唐宋成都城考古學研究》中,引用了1992年在西順城街珠峰賓館考古的記錄(刊登在《成都文物》1993年第1期):“在成都上西順城街珠峰賓館綜合樓工地的考古勘查中,在該工地的南部發(fā)現(xiàn)一處古墻基遺址,墻基由38×19×6(cm)、38×20×5.5(cm)等規(guī)格的花磚構(gòu)成,花紋磚主要有菱形紋、網(wǎng)格紋、錢幣紋幾種。墻基分為東西兩段,東段長12.4m,寬1m,由主墻和附墻組成…兩段墻基分別向東西延伸,延伸部分情況不明…外側(cè)則似為一條溝,方向均為北偏東102°”易立先生在文中據(jù)此認為為秦城大城之北墻,其溝為城壕,并推論“北垣可定位在今梵音寺、珠峰賓館及其東、西延伸線上?！?/p>

不過,筆者以為在此基礎(chǔ)上還可以再作探討。比如,成都城墻包磚文獻中明確記錄為唐末高駢修筑羅城時,易立先生文中認為成都城墻包磚時間要提前到漢末三國,并認為此次城墻包磚為倉促之行為,所以并未專門燒制城磚而是大量使用了不合規(guī)格的花磚,但并無一塊城墻磚出現(xiàn),即便有此種可能性存在仍不免讓人生疑,而且并未有更多的史料、考古發(fā)現(xiàn)作支撐,且此次發(fā)掘受到施工的限制,發(fā)掘面積極為有限,很難了解此處遺址全貌,定位為城墻的依據(jù)不充分。

對于北至的推定有兩條材料值得注意:一是北宋景德三年(1006)張詠撰文的《益州重修公宇記》中提及:“按圖經(jīng)……少城之跡,今并湮沒……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筑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睆堅佀帟r代,已經(jīng)看不到少城的遺跡,所以稱之為“湮沒”,但楊秀增筑西隅將西墻推至東城根街一線,所涵蓋的部分正是原來的少城區(qū)域,與前述少城中夏門、宋代的子城西門位置相合,也證實了此中關(guān)系。張詠所說“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的記錄無比重要,可證宋代之府署正是處于原秦少城區(qū)域,也即蜀王楊秀新擴區(qū)域。

但要注意府署位置并不是子城正北方向,而是偏西北方。關(guān)于這點曾經(jīng)也讓宋代的陸游感覺到困惑,他在《銅壺閣記》中詳細描述了成都府署位于子城西北位置的情況:“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逵,達于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劍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qū)、軍壘,折而西,道北為府”,其實,陸游的困惑來自對成都城建歷史的不了解,特別是不了解蜀王楊秀擴城所帶來的城市變化。

第二個材料是來自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成都縣”中有:“少城,一曰小城,在縣西南一里兩百步”的描述,如此詳細方位和步數(shù)是確定少城北至可靠依據(jù)。唐初李賢《后漢書》注釋有“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的記錄,李吉甫又在《元和郡縣志》中記錄:“武擔山,在縣北百二十步?！北M管相隔一百五十年,但兩處記錄是分毫不差。由于武擔山的位置古今未變,成都縣治的位置也就能夠明定,從而鎖定北至的位置。

武擔山、唐代成都縣縣治、子城北至之關(guān)系

綜上,秦城北至不會越過現(xiàn)羊市街、西玉龍街一線。

秦城東至考

秦城東至同樣并沒有出現(xiàn)決定性的史料記載或考古發(fā)現(xiàn),只能通過零星考古發(fā)掘進行推斷。比如1996年成都考古機構(gòu)在內(nèi)姜路進行考古發(fā)掘,其最早的遺存僅為唐早中期,往下則是生土層,未發(fā)現(xiàn)唐代以前的遺物,可見此處已為秦城之外;2009年,成都考古機構(gòu)在順城大街與東御街交匯處的人民商場二期進行發(fā)掘,發(fā)現(xiàn)一座漢代的木構(gòu)廊橋,推測木橋所跨越的古河道寬度約為28米。按照其位置推測為古郫江故道。這也是為何在原鐘樓(現(xiàn)四川大劇院)處發(fā)現(xiàn)了石犀(現(xiàn)陳列于成都市博物館)的緣由,只因這里是古郫江古道所在,故而放置于此以鎮(zhèn)江水。此外,上文提及的東御街出土的裴君碑、李君碑(此兩碑出土位置據(jù)考為原始位置,并未挪動),其碑文中也有被水傾倒的記錄,此兩碑異常高大(現(xiàn)陳列于成都市博物館),重約4噸,很難想象小河流能夠有此威力。另,天府廣場修建時也并未發(fā)現(xiàn)很多文物,即可旁證此處原為河道,自然無太多文化堆積。此橋位置易立先生推測為秦城東南角外,筆者贊同此說。

另,宋《太平寰宇記》有:“南江橋,亦名安樂橋,在城南二十五步。宋李武以橋為安樂寺,改名安樂橋。”明蜀王建藩城時,將橋邊安樂寺移置于今順城街東側(cè)(銀河王朝大酒店附近),可見明初所見之東墻應在順城街附近。

故而秦城東至不會超過順城街一線。

綜上,秦成都城的四至基本明確,南至不會超過東御街一線,西至不會超過東城根街一線,北至不會越過現(xiàn)羊市街、西玉龍街一線,秦城東至不會超過順城街一線。但如果需要在地圖中進行具象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單獨說明。

一是秦城是建立在古蜀城基礎(chǔ)上還是另立新城的問題。

筆者以為秦成都城并非在蜀人城池改建的,而是一座按照秦人標準新建的城池。其一,《華陽國志》明確記載成都城與“咸陽同制”,很難想象蜀人修建的城池會與咸陽城同制,并且東西少城、大城并列的建城模式并非蜀人原有建城模式,楊寬先生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書中認為:“自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陽建設東都成周,開創(chuàng)了西面小城連接東面大郭的布局后,城郭連接的布局,就長期被推廣應用…不但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先后采用,而且也為秦都咸陽和西漢都城長安所沿襲”;其二,南宋詩人范成大(曾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在《三月二日北門馬上》詩注中寫道:“少城,張儀所筑子城也。土甚堅,有穿眼,土相著,不解散?！狈冻纱罂吹降摹按┭邸?就是在夯土中添加纴木以堅墻體,其作用類似于現(xiàn)在混凝土結(jié)構(gòu)中的鋼筋骨架,后木質(zhì)腐壞后留下的孔洞,而這種技術(shù)并未發(fā)現(xiàn)在蜀人營造的城池中,實為秦人帶來的筑墻技術(shù)。

不過蜀人并非不會營造城墻(當然也有不同意見,比如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認為“木柵土壘為垣,形制簡陋,故蜀都所在,實無王城可言。”徐中舒先生也持有類似觀點,他在《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說》一文認為,成都的“都”字來源于“古代邊境上沒有城防建設的自由都市”,而自由都市的特點就是沒有城墻阻礙,在“成都城建成以后,就自然失去作為自由都市的作用”,不過此類觀點隨著蜀人古城陸續(xù)被發(fā)現(xiàn)而不被采用),如今考古發(fā)現(xiàn)蜀人在成都平原營建九座城池,即寶墩古城、魚鳧古城、郫縣古城、芒城古城、紫竹古城、雙河古城、高山古城、鹽店古城、登云古城,其中有些還挖有護城壕,建城的范式已然非常成熟,很難想象筑城這個傳統(tǒng)會無故中斷,這里需要特別提及根據(jù)考古報告所有九座蜀人營造的古城中,無一座采取小城、大城東西并列的形態(tài)(幾乎均為矩形或不規(guī)則矩形,詳見表一)。

表一

二是少城、大城的方位即成都中軸線問題。

小城、大城的方位這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成都舊(羅)城呈現(xiàn)的面貌為北偏東30°,長期以來各方均認為秦成都城也是如此傾斜,并衍生出各種說法,比如蜀人習俗說、風向說等等各種說法,但筆者以為并非如此。

《省城巡警區(qū)域圖》(清宣統(tǒng)三年)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的偏向

成都有所謂“重城”之稱,即有滿城、皇城、大城之稱,不少材料均指出只有皇城(即蜀王府)為正南正北修建,并指出此舉是為彰顯大明皇權(quán)威嚴而設計。初聽此說十分在理,但仔細考察明代所修建的23個藩王府(除蜀王外,另趙王早薨未筑城),有11個藩王府的方位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帶有明顯的傾斜(詳見表二),即便是南京所筑宮城(明故宮)也是帶有10°左右的偏斜。

表二

這種情況的造成主要是藩王府的修建并非完全新建,而是利用已有建筑進行改建(不同王府改建情況在上表中已詳細標出),而蜀王府是否也是如此呢?在《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八)中有一個關(guān)于蜀王府修建之初的關(guān)鍵記載:“四川都指揮使司及成都護衛(wèi)指揮使司曰:蜀王宮殿,俟云南師還乃可興工。以蜀先主舊城水繞處為外垣,中筑王城?！彼^的蜀先主舊城指的即劉備時期的蜀城,即蜀王府的修建并非新建而是在蜀漢舊城基礎(chǔ)上進行改建,而并非彰顯皇權(quán)正統(tǒng)進行了所謂的居中處理,因為原先的舊城即如此。

除開文獻記錄外,關(guān)于成都市之方位另有一處異常重要卻長期被忽略的遺址。舊城南門外華西壩有一古跡名三臺山(亦稱將臺山,相傳諸葛亮曾在此處點兵),即華西十景之一的“三臺點兵”。所幸此處遺跡留有照片,可知為圓形三層土臺。

位于成都南門外之三臺山

《成都街市圖》(1915年)

筆者以為此處遺址為諸葛亮點將臺均為無根之木,而根據(jù)其形狀、方位更有可能是祭祀天的圜丘。天為圓、為陽,古人以南為陽,圜丘位于南方體現(xiàn)中國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如果推論成立,圜丘所形成的中軸線方位應即城市的方位,這在曹魏時期洛陽城、劉宋建康城、隋唐長安城類似圜丘遺跡中已然證明,如今北京城天壇、地壇之布局也按照這個傳統(tǒng)與城市中軸線方位一致。

另,民國舊報刊時有一則新聞引起筆者注意,其中提及在城北正府街舊府署側(cè)有一古跡為漢觀星臺需要保護云云。觀星臺位于正府街舊府署側(cè)的記載能夠在1915年《成都街市圖》中能準確定位,在地圖上將兩個點位進行連線發(fā)現(xiàn)幾乎在同一條直線上,這已經(jīng)不能用巧合二字來定義,筆者推測報道中提及這個觀星臺極有可能是方澤,如果按照現(xiàn)在成都城呈現(xiàn)北偏東30°的布局,方澤、圜丘根本不可能在此位置,方澤、圜丘明確了成都的中軸線之所在。

1924年3月30日《國民公報》

《成都街市圖》(1915年)

綜上所述,秦成都城應為正南、北而非為北偏東30°的布局,如今城市方位布局應該是形成于高駢修筑羅城之時。

現(xiàn)在我們可以繪制秦成都城的大體四至,具體如下:

來源:巴蜀文史

作者:楊若虛 仙人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