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韓國兩家建筑巨頭因為鐵路工程合同鬧上了法庭，這一鬧就是三年，那是真金白銀往水里扔，耗資無數(shù)。

這事兒荒唐再哪？

甲方指著合同上的“??”倆字，非說這是地名“大里”，乙方卻要把桌子拍碎了，咬死那是“代理施工”。

1945年光復時，整個半島陷入了一種極度糾結(jié)的狂熱。

高句麗的碑、新羅的經(jīng)、朝鮮王朝的奏折，全賴漢字撐著。

那個年代，誰要是能寫一筆好漢字，那就是妥妥的上流社會。

可到了日本人殖民時期，這事兒變味了。

所以等到日本人一滾蛋，半島南北雙方雖說勢不兩立，但在“廢除漢字”這事兒上，心眼兒卻出奇地一致：誰先扔掉漢字，誰好像就更“愛國”。

但這事兒的操作手法，南北雙方走出了完全相反的路子，這直接導致了今天的尷尬局面。

朝鮮那邊，金日成老爺子的路子那是相當野。

1948年建國大筆一揮：廢！

為了把這事兒做絕，他們還搞了個“國語純化運動”，愣是把用了幾輩子的“學校”改成固有詞，把“電話”硬換個叫法。

那一時期，你要是敢在信里寫個漢字，那是要被扣上“事大主義”（依附大國）帽子的。

表面上看，漢字在朝鮮境內(nèi)是被斬草除根了，連老建筑上的牌匾都沒放過。

可這只是給外人看的“面子”，真正的“里子”藏在1968年的一道密令里。

那時候朝鮮高層發(fā)現(xiàn)個大問題：漢字是廢了，可幾千年的史書看不懂了，更要命的是，沒有漢字做根基，那些科技、法律詞匯全是同音字，根本分不清。

于是，上面搞了一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社會上不許用，但學校里必須死命學。

現(xiàn)在的朝鮮學生，小學就開始認字，高中畢業(yè)得掌握2000個常用漢字，大學生甚至要修滿3000個。

這就造成了一個奇景：朝鮮人平時寫字像畫圈，但你若問他“革命”和“改名”怎么區(qū)分，他腦子里自帶一本漢字字典，門兒清。

表面上看是把漢字扔進了垃圾堆，實際上是鎖進了保險柜。

反觀韓國，那就是另一番“雞飛狗跳”了。

什么意思呢？

老一輩知識分子痛心疾首，商人們因為賬本寫不明白互相扯皮，最慘的是年輕人——2000年的調(diào)查顯示，首爾一大半高中生連“韓國”的“韓”字都寫不出來。

現(xiàn)在的韓國年輕人去景福宮旅游，得靠中國游客給他們念牌匾上的字，這滋味，嘖嘖，別提多酸爽了。

比如“uisa”這個音，既是“醫(yī)生”，也是“義士”，還是“議事”。

韓國人現(xiàn)在的身份證上還保留著漢字姓名，就是怕萬一哪天警察抓人，把“張三”抓成了“張山”。

那個打了三年的“大里”還是“代理”的官司，就是韓國人為這種“半吊子廢除政策”付出的昂貴學費。

所以你現(xiàn)在看這兩個國家，會覺得特別諷刺。

在首爾的明洞，為了招攬中國游客，滿大街都是“美白”、“特價”的漢字招牌，可店員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幾個字啥意思；而在平壤的街頭，雖然你看不到一個漢字，但隨便拉個大學生，他可能能給你默寫半部《論語》。

這分明是兩個渴望獨立的靈魂，在歷史包袱和現(xiàn)實需求之間的一場尷尬博弈。

如今，韓國教育部又開始偷偷摸摸在小學課本里加漢字注釋了，這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大半個世紀，最后不還是得承認：有些東西，真的是剪不斷的。

參考資料：

金日成，《關(guān)于在學校教育中加強漢字教育的教導》，朝鮮勞動黨出版社，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