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貧民窟卻賣出3個億，他是藝術(shù)圈最貴的“敗家子”

1966年冬天，巴黎貧民窟的破閣樓里，有個華裔老頭煤氣中毒死了。

為了省錢取暖，他腳上還纏著撿來的硬紙板。

這一死，屋里成堆的畫差點被房東當(dāng)廢紙燒了，最后論斤賣給了收破爛的。

誰能想到，就是這堆差點化灰的“垃圾”，半個世紀(jì)后竟然敲出了3.039億港元的天價。

這人叫常玉，活著的時候是乞丐，死了以后成神仙。

這事兒聽著魔幻，但放在資本圈里，這就是最冷酷的必然。

道理其實特簡單：活著的常玉是個性格古怪的窮光蛋，死去的常玉才是資本最完美的獵物。

人沒了，作品就成了絕版，數(shù)量鎖死，這就構(gòu)成了炒作最核心的“稀缺性”。

于是，那些當(dāng)年被嘲笑“線條簡單得像兒童畫”的裸女圖，搖身一變成了“東方馬蒂斯”的絕唱。

這3個億的落槌聲，哪是致敬藝術(shù)啊，分明是資本在他尸骨上的一場狂歡。

要把時間倒回1920年代，常玉可不是什么苦哈哈的藝術(shù)家。

那會兒巴黎有一群中國留學(xué)生，徐悲鴻正苦大仇深地在美院死磕素描，林風(fēng)眠正愁著怎么搞中西融合，唯獨常玉，活得像個局外人。

他也是響應(yīng)蔡元培“勤工儉學(xué)”號召來的，但他既不勤工，也不怎么儉學(xué)。

靠著四川老家大哥?？∶窦膩淼木揞~匯款，這哥們兒穿著考究的西裝，拉著小提琴，整天泡在圓頂咖啡館里，手里捧著本《紅樓夢》，看見漂亮的法國姑娘就畫兩筆速寫。

這種“松弛感”是當(dāng)時所有中國畫家都沒有的。

他在“大茅屋畫院”這種野路子地方混，那是巴黎最自由的銷金窟，只要交點錢就有模特隨便畫。

常玉最迷戀女人的身體，他那張后來成了遺物的舊沙發(fā)，前前后后躺過上百個裸體模特。

那時候徐悲鴻追求的是通過寫實主義來救國，而常玉追求的是純粹的感官快樂，用書法的線條去勾勒女人的肉體。

這種“不正經(jīng)”，讓他早早被扣上了流氓畫家的帽子，但也正是這種無拘無束，讓他的畫里透出一種極為罕見的東方韻味。

可是，命運的齒輪再1929年卡死了。

大哥常俊民去世，常家家道中落，斷了供的常玉瞬間從云端摔進(jìn)泥潭。

按理說，這時候他該醒醒了，稍微迎合一下市場，畫點討喜的肖像，或者像徐悲鴻那樣回國謀個教職，哪怕是靠著前妻瑪素的貴族關(guān)系混個畫商圈子，他都能活得很滋潤。

但他偏不。

這個曾經(jīng)的闊少爺展現(xiàn)出了一種令人咋舌的頑固，他在中餐館洗盤子、修鞋、做陶藝，硬是把自己逼到了社會底層，也不愿意在畫布上退讓半步。

最絕的是他定下的“三不原則”：賣畫先付錢、畫畫時不許看、畫完拿走別提意見。

這哪里是賣畫，簡直是把金主往外趕。

有畫商想捧他，讓他改改風(fēng)格，他扭頭就走；有貴婦想買畫，嫌他畫得太露骨，他直接把人轟出去。

這種性格在順境時叫“魏晉風(fēng)骨”，在逆境里就是“自取滅亡”。

因為買不起油畫布，他只能去建材市場撿廉價的纖維板，用劣質(zhì)油漆在上面涂抹。

恰恰是這種窮途末路，逼出了他晚年最震撼的風(fēng)格：那些原本粉嫩慵懶的裸女，線條變得越來越硬，背景越來越空曠，那是他在用畫筆對抗整個世界的冷漠。

常玉的悲劇在于，他活得太超前，又太純粹。

當(dāng)時的西方人看不懂他線條里的書法底蘊，中國人又接受不了他畫面的大膽直白。

直到死，他的身邊只有那些賣不出去的畫。

他的離世，在當(dāng)時的巴黎甚至連個水花都沒激起，那些后來被放在博物館玻璃柜里的杰作，當(dāng)時就像廢柴一樣被捆扎處理。

直到九十年代，亞洲經(jīng)濟(jì)騰飛，新富階層急需尋找能代表東方審美的頂級藝術(shù)品。

于是，常玉被“挖掘”出來了。

他的身世太好講故事了：豪門闊少、巴黎浪子、潦倒天才、客死異鄉(xiāng)。

這些標(biāo)簽完美契合了藝術(shù)市場的造神邏輯。

拍賣行和評論家們開始瘋狂地用“遺珠”、“大師”來包裝他，價格從幾十萬炒到幾千萬，再到如今的幾個億。

那幅《五裸女》，紅黃背景熱烈而孤寂，評論家說這是“身在巴黎，魂歸故里”，但誰又真正在意過，當(dāng)年的常玉是在怎樣的絕望中涂下這些色彩的？

說到底，常玉這輩子就贏在了一個“真”字，輸也輸在一個“真”字。

他如果稍微假一點，稍微世故一點，或許早就名利雙收了。

他在給朋友的信里寫過：“我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個畫家?！?/strong>

他用一生踐行了這句話，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而那些掛在豪宅墻上的天價畫作，不過是資本給他立的一塊塊昂貴的墓碑罷了。

1966年8月12日，常玉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直到死，他的胸口上還放著那本翻爛了的《紅樓夢》。

參考資料：

澎湃新聞《“最貴大腿”賣2個億，他憑什么被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