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存在過一個立國長達189年的王朝，它幾乎與兩宋（北宋和南宋）相始終，并且與當時的遼、金等強權(quán)分庭抗禮，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西北“小霸王”。然而，這樣一個存續(xù)了近兩個世紀的政權(quán)，在今天的大眾視野里，卻幾乎毫無存在感，仿佛一段被歷史剪掉的膠片。

它的名字，對很多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

這個王朝，就是西夏。

夾縫中的“小國”

要理解西夏為何被遺忘，我們首先得回到它所處的那個時代，看看它在當時的“朋友圈”里，究竟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西夏正式建國是在公元1038年，由黨項族首領(lǐng)李元昊稱帝建立，直到1227年被蒙古所滅。

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里，它的鄰居可都是當時東亞大陸上的重量級選手：北宋、遼、南宋、金。西夏就卡在這些巨頭之間，在今天的寧夏、甘肅、陜西北部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根據(jù)地。

你可能會想，能在這樣的強鄰環(huán)伺下生存近兩百年，西夏肯定不是什么善茬。

事實也的確如此，它兵強馬壯，時而向宋稱臣，時而與遼結(jié)盟，時而又和金國打得不可開交，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懂得地緣政治和生存之道的政權(quán)。

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里。在中國傳統(tǒng)歷史敘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正統(tǒng)”。什么叫正統(tǒng)？簡單說，就是誰才是這片土地上公認的、合法的主要統(tǒng)治者。通常，由漢族建立、占據(jù)中原、實現(xiàn)或致力于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王朝，才會被后世史官承認為“正統(tǒng)”。

那么，我們來看看后來修史的元朝是怎么做的。蒙古人滅掉金、南宋、西夏之后，開始給前朝修史。

他們修了《宋史》、《遼史》、《金史》，唯獨沒有給西夏單獨立一部《西夏史》。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元朝史官看來，宋、遼、金這三家，無論誰是誰非，都曾經(jīng)是中原或北方廣袤土地的主人，有資格進入“正統(tǒng)”王朝的序列。而西夏呢？它被看作是一個盤踞在西北的割據(jù)勢力，一個“非主流”。

因此，西夏的歷史，只能被零零散散地塞進《宋史》、《遼史》和《金史》的《外國列傳》或《夏國傳》里。這就好比一場盛大的晚會，宋、遼、金都是主角，而西夏，只是一個偶爾被提及的“相關(guān)人士”。

在這些正史的記載中，對西夏的定位也充滿了偏見。比如《金史·西夏傳》開篇就直接評價說：“夏，小國也?！?/p>

這種在官方史書上的“降級處理”，是西夏被遺忘的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來自蒙古鐵蹄的“物理”抹殺

如果說，被正史“開除”是一種話語權(quán)上的“軟抹殺”，那么西夏接下來遭遇的，就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物理抹殺”。而執(zhí)行這場抹殺的，正是那個后來拒絕為它修史的蒙古。

剛才我們提到，西夏是在1227年滅亡的。它的滅亡過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一幕之一。

蒙古的崛起，對當時所有政權(quán)都是一場噩夢，西夏也不例外。從1205年開始，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一生中先后六次親征西夏，這個頻率和決心，足以看出西夏的頑強和蒙古人對其的憎恨。

西夏軍民的抵抗異常激烈，讓蒙古軍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據(jù)說，成吉思汗本人就是在最后一次征伐西夏的過程中，因墜馬受重傷，最終病逝于六盤山下。雖然這個說法在史學(xué)界有爭議，但西夏是塊難啃的硬骨頭，這是公認的事實。

這種頑強的抵抗，最終招致了毀滅性的報復(fù)。

1227年，西夏末代皇帝投降后，蒙古大軍對西夏的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以及西夏全境，展開了毀滅性的屠戮和破壞。根據(jù)一些史料的零星記載，蒙古人下令“殄滅無遺”，將西夏的皇族、貴族幾乎屠殺殆盡，城市被焚毀，宮殿被夷為平地。

這就造成了一個災(zāi)難性的后果：史料的真空。一個國家，尤其是其統(tǒng)治階層被肉體消滅，那么承載這個國家記憶的載體，人和文字記錄，就同時消失了。

后來的元朝史官即便想給西夏修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來自西夏官方的第一手資料了。他們只能依靠宋、遼、金等“敵國”或“鄰國”的記載來拼湊，其客觀性和完整性可想而知。

“天書”的密碼

話語權(quán)被剝奪，史料被焚毀，這已經(jīng)足夠讓一個王朝變得模糊。但壓垮西夏歷史傳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它最引以為傲的文化創(chuàng)造，西夏文字的消亡。

為了鞏固統(tǒng)治，彰顯民族獨立性，開國皇帝李元昊下令仿照漢字，創(chuàng)造了一套屬于黨項人自己的文字，這就是“西夏文”。

這套文字結(jié)構(gòu)復(fù)雜，筆畫繁多，外形方正，看起來和漢字很像，但你一個字都不認識。

在西夏國內(nèi)，從官方文書、法律條令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佛經(jīng)翻譯，都廣泛使用這種文字?？梢哉f，西夏文是解讀西夏文明的唯一鑰匙。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種獨特性極強的文字，也為西夏文明的傳承埋下了巨大的隱患。隨著西夏被蒙古滅國，黨項族人或被屠殺，或被強制同化，流散各地。

在失去了國家政權(quán)的保護后，這套復(fù)雜難學(xué)的西夏文字，在民間迅速失去了生命力。不過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它就從一門官方語言，淪為無人通曉的“死文字” 。

可以想象一下：幾百年后，明清時期的學(xué)者或普通人，偶然發(fā)現(xiàn)一塊刻著西夏文的石碑，或者一本寫滿西夏文的經(jīng)書，他們面對的，完全就是一本無法破譯的“天書”。這些文字記錄了西夏的法律、藝術(shù)、宗教和日常生活，但因為失去了鑰匙，后人只能隔著一扇緊鎖的大門，徒勞地猜測門后的景象。

文化的隔絕，是比刀劍更可怕的遺忘工具。

當一種文明的載體，文字，死亡之后，這個文明也就陷入了長久的沉睡。沒有了能夠閱讀和傳承這些記錄的后人，西夏的歷史，就如同被鎖進了密碼箱，靜靜地躺在歷史的角落里，等待著百年之后，甚至千年之后，有人能夠偶然找到那把遺失的鑰匙。

湮沒的輝煌

實際上，在它近兩百年的歷史中，西夏創(chuàng)造了極其燦爛和獨特的文明。

西夏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在佛教文化上的造詣。西夏歷代皇帝都篤信佛教，將其奉為國教。

他們曾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將浩如煙海的漢文和藏文佛教經(jīng)典，翻譯成西夏文，刊印成《西夏文大藏經(jīng)》。這是一項無比浩大的文化工程，其意義不亞于唐代玄奘西天取經(jīng)。

更令人驚嘆的是，西夏在印刷技術(shù)上的領(lǐng)先地位。我們都知道，北宋的畢昇發(fā)明了活字印刷術(shù)。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只有文獻記載，卻缺少早期活字印刷的實物證據(jù)。

然而，20世紀在寧夏賀蘭山和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文佛經(jīng)，經(jīng)過專家鑒定，被確認為是用木活字印刷的。其中一些印本的年代，甚至可能早于我們傳統(tǒng)認知中活字印刷術(shù)廣泛應(yīng)用的時期。

除此之外，西夏的繪畫、雕塑、建筑藝術(shù)也極具特色。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都保存著大量西夏時期的壁畫和塑像。

這些藝術(shù)作品融合了漢、藏以及西夏本民族的風格，色彩濃烈，形象獨特，展現(xiàn)出一種雄渾而神秘的美感，是中華藝術(shù)寶庫中一朵獨特的奇葩。

這些埋藏于黃沙之下的輝煌成就，讓我們明白，西夏的“被遺忘”，是歷史的巨大損失。

它的沉默，不是因為平庸，而是因為它的聲音被太多不可抗力所淹沒了。

百年孤獨后的回歸

歷史，終究會留下痕跡。西夏在經(jīng)歷了長達六百多年的沉寂之后，終于在20世紀初，迎來了重見天日的機會。

轉(zhuǎn)機的到來，充滿戲劇性。

19世紀初，有學(xué)者在甘肅武威的一座寺廟里，發(fā)現(xiàn)了一塊刻有兩種文字的石碑，《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yīng)塔碑》。碑的一面是漢文，另一面就是那種無人能識的“天書”，西夏文。

這塊漢夏雙語碑，就像是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羅塞塔石碑”，為后人打開了通往西夏文世界的第一道門縫。

而真正引爆西夏研究的，是20世紀初的一次考古大發(fā)現(xiàn)。

1908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根據(jù)一個蒙古向?qū)У闹敢谥袊鴥?nèi)蒙古額濟納旗的沙漠深處，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城遺址。

這座被稱為“黑水城”的古城，正是西夏時代的重要軍事和文化重鎮(zhèn)。

科茲洛夫的團隊在黑水城遺址的一座佛塔里，發(fā)掘出了數(shù)以萬計的文獻、書籍、繪畫和文物。

這批寶藏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西夏文寫本和印本，內(nèi)容涵蓋了法律、軍事、社會、文學(xué)、宗教等方方面面。

這批“黑水城文獻”的出土，瞬間讓神秘的西夏變得鮮活和具體起來。一個失落的文明寶庫，就這樣被重新打開了。

從此，一門新的國際性學(xué)科，“西夏學(xué)” (Tangutology) 誕生了。

全世界的學(xué)者，包括中國的羅振玉、王靜如、李范文等幾代學(xué)人，都投身于這門絕學(xué)之中，他們像偵探一樣，通過解讀這些“天書”，一點點地復(fù)原西夏王朝的真實面貌。

從一塊石碑，到一座古城，再到一個學(xué)科的建立，西夏，這個孤獨了幾個世紀的王朝，終于踏上了回歸主流歷史視野的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