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崇拜古代王朝的人都在犯幼稚病，沉醉于所謂的宏大敘事中不可自拔。

秦皇掃六合自然勢不可擋。但假如你生活在秦國，身份是大澤鄉(xiāng)陳勝、吳廣戍邊隊伍中的一員呢？你面臨的是數(shù)不盡的徭役和下雨誤期就要被斬首的嚴苛秦律。

漢武帝北征匈奴自然很漲士氣。但假如你是普通的農民呢，你可能會面臨“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的命運，即使避免了兵役，還要購買昂貴的官府專賣的鹽鐵，你買不起鐵，只好用木頭鋤地。
秦漢相去甚遠，目前流行的似乎是粉明。

所謂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割地，不賠款”已流行數(shù)年?；蛟S還要得益于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吸引了一大批初高中學生粉上了明朝。

粉明的同時往往意味著踩清，清朝離我們最近，而清末帶來的屈辱是“天朝”子民無法接受的，很多人把中國落后的根源怪罪于異族統(tǒng)治。當然，不可否認，清廷遲遲不肯真正變法圖強有防漢的原因，但是有多少，是否占決定性因素則值得討論。

歷史無法假設，幻想著中國最后的王朝假如是漢人王朝會一直領跑全球，大概率是癡心妄想。

明朝的滅亡跟歷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樣，不過是王朝周期死循環(huán)中的一環(huán)罷了。
你不能保證明末由于中央控制降低帶來的相對自由會延續(xù)到下一個朝代，哪怕是漢人王朝。

正常情況是，在王朝的初期都會加大對百姓的控制，防止一切異端出現(xiàn)。清朝的做法與明中前期諸皇帝在做法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

明朝海禁從洪武時期一直到隆慶時期才有了些許松動，持續(xù)了約兩百年。
明朝海禁嚴格禁止人民對外通商貿易，限制外國人到中國進行貿易。明朝唯恐禁海不力，有關海禁的詔令每過幾年就會重申一遍。
明朝海禁時期規(guī)定人民不但“片板不許入?！保踔撩翊斓蒙源笠恍┚褪沁`法?！洞竺髀伞芬?guī)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fā)邊衛(wèi)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fā)邊充軍?！?br/>如此海禁政策，明朝加入大航海時代的幾率有多大？固然不能斷言明朝絕無任何轉向的可能，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其海禁政策的核心邏輯是以政治安全和倫理秩序為絕對優(yōu)先，嚴防民間社會力量在海外形成體系。
這與西歐大航海時代以王室授權、民間資本驅動、追求貿易利潤與殖民擴張的模式存在根本性歧異。
鄭和的壯舉，恰恰是官方壟斷模式的巔峰與終結。當官方艦隊難以為繼時，嚴厲的海禁令并未放松，反而扼殺了宋元以來活躍的民間海上貿易網(wǎng)絡。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一兩艘船能否到達歐洲，而在于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法律與政治結構是否孕育著將海洋探索制度化和可持續(xù)化的內在動力。
至于說文字獄更是不遑多讓，朱元璋刪《孟子》三分之一內容，看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這樣的話他就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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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因為這個“則”跟“賊”諧音，被認定是嘲諷朱元璋，被處死。還有常州蔣鎮(zhèn)的《正旦賀表》，其中“睿性生知”的“生”跟“僧”諧音，也被處死。
無論明清，他們的統(tǒng)治手段都承繼了秦制模式的核心“國富而貧治”“民愚則易治”，作為秦制的祖師爺，商鞅認為國家應該富有，老百姓應該貧窮；老百姓越愚昧，越容易管教。
經(jīng)濟上控制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最低溫飽線之下；思想上禁止一切非官方學說，打擊一切異端。這兩條貫穿了整個的封建王朝時期。

明粉們還經(jīng)常把明朝的滅亡原因歸結于東林黨人，認為他們敗壞了風氣，說什么不可與民爭利導致了明末財政崩潰，進而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歸結于讀書人，甚至一桿子打倒今天的公知。
對東林黨人的污蔑最早是魏忠賢編的《三朝要典》，再有就是乾隆，乾隆認為“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唐明，其殷鑒也?！鼻“褲h唐滅亡的原因竟然也歸結到了“講學”上，用心不可謂不歹毒。
中國古代有各種各樣的書院，人們可以聚集講學，討論，可以說是思想交鋒的場所，如陽明心學一時風靡，自然離不開講學的功勞。
作為統(tǒng)治者肯定忌憚讀書人們的集會，他們標榜為圣人立言，自然而然會威脅到時下的皇權，妄議國事豈可容許？
所以，朱元璋早就規(guī)定“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唯生員不許”，意思是其他人都能說，只有讀書的秀才們不能說，這些人數(shù)量龐大，滿腦子圣賢思想，最應該控制。
張居正執(zhí)政期間下令搗毀天下書院，而同一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開始向近現(xiàn)代大學轉型。
中國古代的書院，始終在“培養(yǎng)體制內人才”與“追尋獨立學術思想”之間掙扎，而其命運，完全系于皇權一時的需要與忌憚。
明末的財政崩潰的關鍵與東林黨毫無關系。土地兼并的主體是官僚集團和明朝宗藩，據(jù)統(tǒng)計完全在明末宗藩已達十萬之巨，他們由財政供養(yǎng)，自己還大肆斂財，戰(zhàn)爭的餉銀全壓在了農民的頭上。
就算接替明朝的不是異族統(tǒng)治者，也很難想象出會有革新的制度和自由的思想出現(xiàn)。
將穩(wěn)定置于活力之上，將控制置于創(chuàng)新之上，將權力安全置于社會發(fā)展之上，即使有也會被新生的王朝消滅在萌芽，超穩(wěn)定結構的秦制壓根就不歡迎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