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的禮堂里，楊振寧同李政道一同捧起諾貝爾獎章時，他怎么也料不到，十四年后的夏天，自己會站在北京機場的候機樓里，試圖向鄧稼先探聽一件極為敏感的事。兩位昔日的聯(lián)大同窗，一人已是國際聲望極高的理論物理學家，一人則在戈壁大漠中隱姓埋名，用冷輻射和高溫沖擊與時間賽跑。命運把他們推向了截然不同的軌道，卻始終拴在同一根安徽鄉(xiāng)音的紐帶上。

1942年昆明空氣潮濕，青年學生背著書包躲警報。楊振寧與鄧稼先常在西南聯(lián)大操場上討論薛定諤方程。楊振寧說過一句俏皮話：“等打完仗，我們一起在量子場論里翻筋斗。”鄧稼先大笑，卻把這句話默默記在心里。三年后，楊振寧公費赴芝加哥，他在甲板上揮手時，鄧稼先站在碼頭，兜里揣著一封用英文寫的推薦信——那是楊振寧替他爭來的。情誼，自那一刻開始有了債權(quán)人和債務人的味道。

1950年，鄧稼先拿到普渡大學博士學位，轉(zhuǎn)身就買船票回國。同行的外國教授驚訝地問：“China？Really？”鄧稼先回答：“Yes，my country needs me.”那年他二十六歲。回國后，他被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從計算彈道開始。兩年后朝鮮戰(zhàn)場炮聲震耳，他在辦公室把計算稿揉成一團：“要做就做最大的科學?！边@句帶著沖勁的話，為他日后進入九所奠定了基調(diào)。

時間來到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羅布泊上空亮起半邊紅日。震波穿過戈壁，監(jiān)控室里有人喊破嗓子：“成功！”鄧稼先沒歡呼，只把手插進白大褂口袋，輕輕舒了口氣。與此同時，遠在普林斯頓的楊振寧剛更換美國護照，他在日記里寫下一行字：Parity is broken， but friendship is not.字跡清晰，用的是鋼筆藍墨水。

1971年5月，中國乒乓球隊在名古屋對美國運動員遞出的徽章回應以友好握手，兩國關(guān)系突然升溫。外交部著手安排一批旅美學者探親，楊振寧名字自然赫然在列。7月19日，他隨第一批航班抵京。飛機下降時，他透過舷窗看見密集的灰瓦屋頂，心頭一熱卻強壓激動。抵京第二天，楊振寧首先去醫(yī)院看父親楊武之。病床旁老教授握著兒子手噓聲叮嚀：“見到鄧稼先，少問工作，他不方便說?！钡珬钫駥幤袀€疑團壓在心口——海外物理圈盛傳，一名叫“寒春”的美國女科學家為中國原子彈提供了關(guān)鍵資料。謠言真假，他一直想有個準信。

7月22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楊振寧。楊振寧遞上一張小紙條，上面寫了幾個人名，首位就是鄧稼先。總理點頭：“可以安排。”當天深夜，鄧稼先從青海乘專機返京。翌日下午，老友重逢于鄧府簡陋的客廳。茶幾上擺著花生米和北京酥糖，鄧稼先只說一句：“干杯，不談工作。”楊振寧會意，略帶調(diào)侃：“那就談談‘京外’吧？”鄧稼先笑而不答，氣氛輕松卻帶著一絲無奈。

7月25日清晨，首都機場。楊振寧準備飛上海，舷梯旁，鄧稼先來送行。圍觀者不多，風吹衣角獵獵作響。楊振寧終于壓低嗓音問：“聽說中國原子彈是一個叫寒春的美國人幫忙搞的，真的嗎？”短短一句，把鄧稼先問住了。他眉頭緊鎖，眼神復雜，沉默幾秒后只擠出一句：“你先上飛機吧，改天給你答復。”這段對話不長，字數(shù)不過三十，卻像高能粒子在心頭撞擊。

鄧稼先回到單位立即呈報。文件很快送到中南海。周恩來翻閱后示意秘書：“告訴鄧稼先，可以向楊先生說明真相——原子彈、氫彈全部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無一外國專家參與?！迸局灰痪?，卻擲地有聲。鄧稼先連夜寫信，署名僅寫“稼先”，落款附日期“1971.7.25”。信由專人當晚空運上海，次日午宴前遞到楊振寧手里。拆信瞬間，他的手微微顫動。信紙不厚，卻壓得胸口沉甸甸。身旁陪宴的上海市領(lǐng)導注意到他神情異樣，楊振寧說聲“失陪”，轉(zhuǎn)身進洗手間。十分鐘后，他重新回座，眼眶明顯泛紅，卻笑著舉杯：“謝謝各位的盛情款待。”

關(guān)于寒春，其實另有章節(jié)。她本名Joan Hinton，1942年曾在洛斯阿拉莫斯為曼哈頓計劃做過實驗。1948年抵達華北根據(jù)地后，改名寒春，從此與核物理絕緣，專心奶牛養(yǎng)殖。她爬過牛棚屋頂修瓦，也曾騎自行車穿過延河畔，身上沾滿青草味?？蒲袡n案里找不到她與兩彈工程的任何交集，那則傳聞純屬誤會。

此后數(shù)年，楊振寧往返中美，參與創(chuàng)建清華高等研究中心，推薦青年才俊赴海外深造；鄧稼先繼續(xù)駐守試驗基地，1980年代初又投身中子彈技術(shù)攻關(guān)。1986年，他病榻之上身體極度衰弱，卻依舊關(guān)心裝置設(shè)計進度。楊振寧兩度進病房，只輕聲問候：“稼先，要不要我給你帶點美國最新期刊？”鄧稼先搖頭：“我只想早點看到下一次資料分析?！痹捯粑⑷?，卻依舊透著青年時代的倔強。

同窗之誼跨越半個世紀，始于昆明，盛于普林斯頓，終歸于各自的科學信條。1971年那場機場問答，不過是冰山一角，透露出中國科研自力更生的底色，也映照了兩位科學家截然不同卻互相尊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