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機場，一架來自巴基斯坦的專機緩緩降落。74歲的李宗仁身著深色西裝，攙扶著體弱的夫人郭德潔走下舷梯，面對等候已久的人群與攝像機，這位流亡美國十六年的前國民黨“代總統(tǒng)”，終于踏上了故土。這一事件在當時轟動國際，而背后藏著的，是他復雜的心境、漫長的籌備，以及跨越重洋的重重險阻。

李宗仁的歸國，絕非一時沖動，而是多重因素交織下的必然結(jié)果。1949年，國民黨政權(quán)崩潰，與蔣介石積怨已久的李宗仁自知無法赴臺，以就醫(yī)為名輾轉(zhuǎn)前往美國，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初到美國時，他仍保有“代總統(tǒng)”頭銜，試圖維系政治影響，但1954年被臺灣“國民大會”罷免后，其政治地位徹底邊緣化。

在美國的歲月里，李宗仁始終無法擺脫孤寂感。他本是不甘寂寞的政治人物，卻只能在紐約的寓所中消磨時光，有時甚至要與晚輩的家庭主婦談論“國事”，語言不通卻仍樂此不疲，可見其內(nèi)心的苦悶 。這種孤寂感，成為推動他歸國的重要心理動因。

更關(guān)鍵的是，新中國的發(fā)展讓他深受觸動。朝鮮戰(zhàn)爭、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勝利，尤其是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讓這位曾執(zhí)政多年的老人感慨萬千。他曾對親屬坦言：“我們統(tǒng)治國家多年，連一部象樣的單車都造不出來，我們不得不服輸”。紐約街頭的華僑對祖國的認同，更讓他這個“老華僑”生出強烈的歸屬感——他所期盼的，是一個能讓國人驕傲的統(tǒng)一國家，而這正是新中國所展現(xiàn)的面貌 。

夫人郭德潔的病情成為歸國的催化劑。1964年，郭德潔被確診癌癥，醫(yī)生告知僅剩六個月生命。這位陪伴他從旅長夫人走到“第一夫人”的伴侶，此刻最牽掛的便是葉落歸根。她放棄了美國的治療條件，堅持要與李宗仁一同回國，這份決心讓李宗仁最終敲定了歸國計劃 。

此外，中共的誠意與耐心也不可忽視。自1955年李宗仁發(fā)表《對臺灣問題的建議》后，周恩來便通過其舊部程思遠傳遞善意，提出“四可原則”，給予他充分的來去自由。歷經(jīng)十年的反復溝通與試探，李宗仁徹底打消了顧慮，認定“只有回到祖國定居，才是晚年的唯一歸宿” 。

李宗仁的歸國之路，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潛行”。為避開美蔣特務的嚴密監(jiān)視，他與中共方面默契配合，制定了迂回歐洲的路線，整個過程步步驚心。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以“赴瑞士度假”為由，向美國移民局申請簽證。由于此前他曾于1963年赴歐并按時返回，美國方面雖有疑慮，但最終批準了申請。6月13日，李宗仁獨自離開紐約前往蘇黎世，郭德潔則以看病為由隨后抵達，夫妻二人在歐洲會合，與專程趕來的程思遠夫婦碰面 。這一分離出行的策略，成功迷惑了監(jiān)視者。

7月12日，李宗仁一行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機，正式踏上歸國旅程。按照計劃，飛機將經(jīng)日內(nèi)瓦、雅典、貝魯特、卡拉奇等地，最終進入中國。為確保安全，程思遠提前接到叮囑：“飛行途中千萬不要下飛機，尤其是在日內(nèi)瓦、貝魯特兩個加油點”。他們的座位被安排在機艙最后幾排，與其他乘客保持距離，盡量降低暴露風險 。

當飛機飛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時，危險已然逼近。臺灣當局早已收到密報，派遣特務在機場等候，企圖實施暗殺。危急時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按預定方案，安排救護車直接開到停機坪，將李宗仁夫婦從飛機上接走，全程未經(jīng)過常規(guī)通道，讓埋伏的特務撲了空。更令人揪心的是，此時又傳來臺灣殘余部隊企圖空中攔截的情報，直到飛機進入中國云南境內(nèi)，遠在北京的周恩來才終于放下心來 。

7月18日，李宗仁一行從卡拉奇起飛，經(jīng)昆明抵達上海，周恩來總理專程從北京飛往上海迎接。7月20日，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他們飛抵北京，這場跨越三國、歷經(jīng)十多天的秘密行程，終于畫上圓滿句號 。

李宗仁的歸國，自始至終都面臨著來自美國和臺灣當局的雙重阻撓，困難遠超常人想象。

在美國期間，他的一舉一動都處于嚴密監(jiān)控之下。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監(jiān)聽其電話、檢查其信件，日常外出也受到限制，甚至在他1963年赴歐度假時，派遣兩名偵探尾隨了三個多月，直到行程末期才撤離。美國政府對李宗仁的政治立場轉(zhuǎn)變極為不滿，多次施加壓力，試圖阻止他與中共接觸。而臺灣當局對他的敵意更甚，蔣介石深知李宗仁在國民黨內(nèi)仍有影響力，其歸國將嚴重動搖臺灣的統(tǒng)治根基，因此不僅派人在美國監(jiān)視，更策劃了多起阻撓行動 。

簽證環(huán)節(jié)的阻礙同樣棘手。李宗仁首次申請赴歐簽證時，美國方面百般刁難，遲遲不予批準，直到他多次承諾“僅為度假”并提供擔保后，才勉強放行。而在歸國行程中，臺灣當局通過外交渠道向沿途國家施壓，試圖阻止飛機降落，幸得中國駐外使館提前溝通，才未造成行程中斷 。

除了外部阻撓，李宗仁內(nèi)心也經(jīng)歷了復雜的掙扎。他曾反共多年，擔心中共不會真正接納自己，也顧慮外界會指責他“變節(jié)”。臺灣方面更是不斷以“晚節(jié)”相要挾，試圖動搖其決心。此外，1964年他因一篇誤解中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引發(fā)風波，一度導致歸國計劃延遲，這也讓他深刻意識到，歸國之路不僅有物理障礙，更有政治風險 。

抵達北京后，李宗仁受到了隆重接待。7月20日的機場歡迎儀式上，他宣讀了《歸國聲明》，坦言1949年未能接受和談協(xié)議的愧疚，明確表示“愿隨全國人民之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隨后的日子里，他見到了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啟了全新的生活。

7月26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接見李宗仁夫婦。談話中，毛澤東建議他“多到各地走走看看”，并安慰他“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這是不可逆轉(zhuǎn)的歷史潮流”，這番話讓李宗仁放下了對臺灣問題的執(zhí)念。此后，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領導人也先后接見并宴請他，其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與李宗仁夫婦的舊識重逢，更添幾分暖意。周恩來總理則對他關(guān)懷備至，不僅詳細交代“四不可”“過五關(guān)”的要求，還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與醫(yī)療事宜，讓李宗仁深受感動 。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還特意安排李宗仁與溥儀會面——末代皇帝與末代總統(tǒng)的歷史性碰面，成為當時的一段佳話。此外，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前國民黨起義將領等111人也參與了歡迎活動，讓李宗仁感受到了廣泛的接納 。

在隨后的兩年多里，李宗仁踐行了“多看看”的承諾。他先后前往東北、廣東、廣西、四川等地，參觀了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鞍山鋼鐵公司等大型企業(yè)，也走訪了鄉(xiāng)村與學校。親眼見到新中國的工業(yè)成就與社會風貌后，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感慨“百聞不如一見”，駁斥了海外對中國的不實報道。這場有3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招待會，成為他向世界講述中國真實面貌的重要場合 。

1966年國慶節(jié)，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再次見到毛澤東，這是兩人的最后一次會面。此后，他的身體狀況逐漸下滑，1968年被確診為直腸癌，住進北京醫(yī)院。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與世長辭，享年78歲。臨終前，他留下遺書，明確表示“1965年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并期 盼臺灣與海外的愛國人士能早日回歸祖國懷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