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我們班收作業(yè)的方式現(xiàn)在來看有些“非常規(guī)操作”，

班主任在講臺桌上等著，幾名課代表將要收的作業(yè)，

以告示牌的方式，按照一定順序碼放在講臺桌上，

每個進班的學生，要在進之前從書包里把作業(yè)本準備好，

進班先交作業(yè)，

把每門課的作業(yè)本對應告示牌的位置一一放好，

放好之后，跟班主任眼神交匯，確認“沒問題”，

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接下來的發(fā)落。

這個做法回想起來，

時至今日都讓我感到一種強烈的壓迫感，

我仍舊記得，那段時間極少有人沒寫作業(yè)，

或者說，以“忘帶了”為理由的說辭，

在那段時間，突然消失的徹徹底底。

仿佛每個人的記性都出奇的好，

所以當我回想起這段經歷的時候，

會不由自主的想到這樣一個觀點：

人活著，記性不能太好。

事有因果，不斷對錯。

實際上當時我所在的班級，對于沒交作業(yè)這件事出現(xiàn)的頻率，

如今看來，還到不了需要如此大刀闊斧的地步。

一周下來，全班三十多名學生，

以沒帶作業(yè)為說辭，實則沒寫的情況，

怕是超不過兩三起。

同學之間的脾性和做派，相處的多了，

多少能跟日常的互動效果，產生出明確但也微弱的關聯(lián)性，

比如有些人沒交作業(yè)，是真的沒交，

因為這些人害怕被老師誤解，于是趁著下課時間，

趕緊給家里打電話，無論如何，也不能遭受著“不白之冤”，

而有些人，雖然嘴上說忘了帶作業(yè)，

但聽其行觀其言，不緊不慢嘻嘻哈哈的態(tài)度，

實際上對此番說法的真實性，也能透過那些細微之處的變作，

看的個一清二楚。

我相信，當時的班主任，不會沒有這等洞察力，

而對于以“忘帶”為名的說辭，

也沒有真的形成某股趨勢，去摧毀某種要求的存在。

所以，時至今日，我都沒有足夠的證據(jù)，

來證明老師在那個時候的舉動，具備一定程度的必要性，

以及必要性之上的有效性。

再后來，我跟一個做教師的朋友聊起此事，

他在了解我高中時的遭遇之后，略微思索一番過后，

得出一個基于“同行”狀態(tài)下的結論：

或許你當時的班主任，認為這樣的口子不能開，

作為一個負責的教師，有這等做法為支撐，

倒也是合理，且略微合情的舉措。

但是，當我問起“為何這個做法沒堅持多久就取消”的原因時，

我這位做教師的朋友，便怎么都想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過，當時的我倒是想明白了，

我認為可能是這樣的舉措，雖然能極大程度的防微杜漸，

但行為成本如果擴散到整個學校，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班主任都要用此等做法，

來進行缺乏必要性支撐的防微杜漸之舉呢？

這個判斷，我依然沒有實質性的證據(jù)，

但就之后回歸“常態(tài)”的結局來看，

或許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哪怕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也是值得細細推敲，細細品味的“刁難”。

誠實，是一種美德，

尤其是在必要的問題上，

誠實，更是一種解決問題本質的美德。

以前做學生的時候，我也用過“忘帶作業(yè)本”的說法，

去搪塞老師和課代表略顯質疑的目光，

但或許我們都知道，我確實是在說謊，

而若是解決“說法”本身需要支付的代價，

則極有可能超出說實話本身的正向反饋：

當然，這僅僅是我極其有限的判斷，

因為我曾經真的有一次，談成的告訴收作業(yè)的老師，

我是真的沒寫，真的忘了寫作業(yè)，

而老師的反饋，則直白到無需任何分析與解讀：

忘寫了？

今天補一份，

明天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