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位班主任的手機屏幕亮起，一邊是班級家長群中關于作業(yè)量的新一輪投訴記錄，另一邊是校長轉發(fā)的關于學生安全責任的緊急通知。她嘆了口氣，想起白天那個趴在桌上說肚子疼的孩子——當時是該立刻打120，還是先報告校領導？

去年春天，鄭州一所小學運動會的跑道上，一名六年級女生在200米比賽中突然暈倒。盡管現(xiàn)場老師第一時間進行了心肺復蘇并撥打了120，學校領導和老師24小時陪護，并墊付了醫(yī)療費用，最終仍未能挽回這個年輕的生命。事件發(fā)生后，學校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這起悲劇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當今教育現(xiàn)場最尖銳的矛盾：當孩子在學校出現(xiàn)狀況時，老師究竟該如何行動？而愈演愈烈的舉報之風，是否正在將教師推向不敢負責、不愿作為的境地？

01 生死抉擇的指揮棒

“學生不舒服，老師先報校長還是先打120？”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在無數(shù)教師的心里反復權衡。

各地教育部門其實有明確的“行動指南”。對于學生突發(fā)疾病或傷害，普遍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則。具體操作上，多個學校的應急預案都指向了清晰的分級處理流程：

如果學生出現(xiàn)臉色蒼白、惡心嘔吐、輕微皮外傷等一般情況，老師應先采取基礎救護，同時報告學校衛(wèi)生保健人員或分管領導。流程通常是：在場教師 → 班主任 → 校領導。

但當遇到學生昏迷、休克、嚴重出血、骨折或心臟病突發(fā)等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時，多個預案明確規(guī)定：“直接撥打120”。特別是當情況“危急生命”時，必須先求救再報告。

襄陽市的預案特別強調，在無力救助（如嚴重骨折、心臟病突發(fā)）時，應保護現(xiàn)場，不輕易搬動傷者，同時立即求助。沂水縣的預案也指出，如果傷病不宜由教師護送，應立即撥打120。

從“先報后打”到“先打后報”，一字之差的背后，是責任的重大區(qū)別。有校長坦言：“現(xiàn)在老師的責任太大了，一個判斷失誤，可能就是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p>

02 失去彈性的安全網

理想情況下，應急預案應該是一張保護師生安全、權責分明的網。然而，現(xiàn)實中的這張網卻因各方壓力而變得異常脆弱。

一位在小學任教多年的班主任分享了她的困惑：“上學期，我們班一個孩子課間跑跳時摔了一跤，膝蓋擦破皮流血。我按程序先帶他到醫(yī)務室處理，然后通知家長。結果家長到校后第一句話是：‘為什么沒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萬一骨折了你們負得起責嗎？’”

她苦笑著補充：“后來另一次，一個孩子說頭暈，我立刻給家長打了電話。家長急匆匆趕來，發(fā)現(xiàn)孩子只是沒吃早餐低血糖，又抱怨我‘小題大做，耽誤他半天工作’?！?/p>

這種“怎么做都不對”的困境，使得許多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時，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對孩子最好”，而是“怎樣做才不會被追責”。一位受訪教師無奈地表示，她現(xiàn)在處理學生問題時，會先衡量利弊，保護好自己的前提下去管教學生。

當教師的每一個專業(yè)判斷都可能面臨質疑和挑戰(zhàn)時，應急流程中那些本應基于專業(yè)判斷的靈活處置空間，正在被過度謹慎和程序主義填滿。

03 被濫用的監(jiān)督權

教師面臨的困境，部分源于監(jiān)督權的異化。舉報本是家長監(jiān)督學校工作、維護學生權益的重要渠道，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逐漸偏離了軌道。

西南某地基層教育局2024年1至8月的臺賬顯示，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息，但經調查，僅7起基本屬實。這意味著超過94%的舉報是無效或不實的。

這些舉報理由五花八門：作業(yè)布置得“太多”或“太少”；對學生太“溫柔”或太“嚴厲”；老師沒及時回復家長信息；當學生面吃外賣；更有甚者，有教師因學生在班上丟了一塊橡皮而被舉報。

在貴陽，一位幼兒園年輕教師僅僅因為在微信群提醒家長“有任何問題請私下溝通，以提高效率”，就被一位家長舉報“師德師風有問題”。那位家長反復打電話責罵，讓這位老師一度懷疑自己“入錯了行”。

更令人擔憂的是，學生也開始利用這一渠道。今年4月，西南某地一名學生犯錯被老師批評后，撥打市民服務熱線舉報老師“體罰毆打學生”、“用棍棒打學生的手”、“辱罵女生”。經核查，所有指控均不屬實。然而，“即便失實，舉報者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價”。

04 誰在摧毀最后的信任防線？

隨意舉報的危害遠不止于打擾教師個人。它正在侵蝕教育生態(tài)的基礎——信任。

程老師的故事頗具代表性。這位從教20多年的老師，曾因“管教學生過于嚴格”被舉報。此后，她不敢再嚴厲批評學生，而是輕聲細語講道理。結果班級紀律越來越差，一些學生覺得“犯了錯也沒什么大不了”。

諷刺的是，2023年6月，又有家長以“老師對學生不聞不問，導致班級紀律差”為由再次舉報了她。她的同事解釋道：“她不是不管，只是采取的方式管不住學生，但又不敢像之前一樣嚴厲批評?！?/p>

這種“動輒得咎”的處境，讓教師群體中彌漫著一種“不敢管、不想管”的情緒。老師們不得不將大量精力從教學教研轉移到“自證清白”上。每次舉報，無論多么荒謬，教育部門和學校都必須啟動調查程序，耗費大量行政資源。

最終受損的是所有學生。當教師因害怕被舉報而放棄必要的管教，當教育變成小心翼翼地避免沖突而非勇敢地引導成長，孩子們失去的是真正有價值的教育。

05 重建信任的出路

面對這一困境，教育界人士和專家已經開始探索解決方案。核心思路是：讓舉報回歸其監(jiān)督本位，同時保護教師正當?shù)慕逃龣嗬?/strong>。

首要的是明確舉報的權責邊界。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鄒東升建議，應制定明確的舉報標準和受理條件，要求舉報人提供必要的證據，建立初步審查機制，對那些明顯失實、無理的舉報予以駁回。這與濟寧市應急預案中強調的“生命至上”原則形成呼應——緊急情況下，搶救生命永遠是第一位的。

其次，可以借鑒醫(yī)療行業(yè)的分診機制，建立分層處理系統(tǒng)。對于作業(yè)量、溝通方式等輕微問題，通過學校層面的溝通調解解決；對于涉及師德、安全的嚴重問題，則通過正式渠道處理。這種分級處理既能保障真正的問題得到重視，又能避免資源浪費。

同時，舉報不應是“零成本”的。對于惡意舉報、不實舉報，應考慮讓舉報者承擔相應責任。多次惡意舉報者，可限制其舉報權；造成嚴重后果的，甚至應追究法律責任。

更重要的是，當教師遭遇不實舉報時，教育部門和學校應主動澄清事實，為教師正名。貴陽一位小學班主任的話值得深思：“我們和家長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把學生教好，不應該站在彼此的對立面。”

06 尋找共同底線

鄭州那所小學在情況說明中寫道：“我們心情無比悲痛，對該事件給學生家長帶來的傷痛我們感同身受?！?這份聲明背后，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底線：孩子的生命安全與健康成長。

當學生暈倒時，現(xiàn)場老師5次與急救醫(yī)生溝通催促；學校老師跑到鄰近醫(yī)院求助醫(yī)生；搶救期間，學校領導24小時陪護。這些行動體現(xiàn)的正是應急預案中強調的“生命至上”原則。

無論是處理突發(fā)疾病還是日常教學，教師與家長最根本的共同目標，始終是孩子的安全與發(fā)展。舉報機制應當是維護這一目標的工具，而非破壞信任的武器。

教育的防線，最終建立在信任之上。當家長敢于放手，教師勇于負責，孩子們才能在一個既安全又自由的環(huán)境中成長。

或許，我們都需要回歸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孩子在學校獲得什么？是絕對正確卻冰冷的程序，還是可能犯錯卻充滿溫度的教育？

在生命與成長的課題前，教師需要的不是免責金牌，而是基于專業(yè)的判斷權和基于信任的包容。而這一切的起點，是我們共同確認：保護孩子，永遠比追究責任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