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河南湯陰那會兒亂成一鍋粥。

當(dāng)解放軍戰(zhàn)士沖進(jìn)指揮部的時候，誰也沒想到，那個曾經(jīng)把慈禧地宮炸了個底朝天的“東陵大盜”孫殿英，居然沒反抗。

這老小子早就被大煙抽成了人干，這回他是真絕望了，雙手一舉，直接躺平。

按那會兒戰(zhàn)場的規(guī)矩，背著“漢奸”罵名，又挖了皇陵，這種民憤極大的人抓住了，怎么著也得是個“斬立決”吧？

連孫殿英自己都覺得，這次肯定是要到閻王爺那報道了，畢竟他這一輩子，缺德事干得實(shí)在太多，想殺他的人，從北平能排到南京。

可是，命運(yùn)這東西，有時候真愛開玩笑。

當(dāng)孫殿英哆哆嗦嗦站再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司令部，面對赫赫有名的“軍神”劉伯承時，劇情根本沒按劇本走。

劉司令盯著這個瘦得像鬼一樣的老對手，竟然下了一道讓所有警衛(wèi)員下巴都掉地上的命令：“此人不能殺，他對我們有恩，要優(yōu)待?！?/strong>

這一句話，不光保住了孫殿英最后的小命，還把大伙兒整蒙了：這漢奸啥時候成恩人了？

要搞懂這事兒，咱得把時針撥回去，翻翻這個“流氓軍閥”的舊賬。

孫殿英這人吧，不像那種只會打打殺殺的莽夫，他更像是一株在那個爛泥塘里瘋長的野草，沒有任何原則，唯一的信仰就是“活著”。

他的起家史，說白了就是一部民國亂世的“跳槽指南”。

他爹因?yàn)楦烊舜蚣芩涝讵z中，這讓他從小就對清廷恨得牙癢癢。

從河南永城的街頭混混起家，先是投奔馮玉祥，再依附張宗昌，最后一看蔣介石勢大，立馬跪了過去。

孫殿英的膝蓋那是相當(dāng)軟，誰強(qiáng)他就喊誰爹。

但在那個大魚吃小魚的年代，這種“有奶便是娘”的哲學(xué)，反而讓他像滾雪球一樣，把部隊越滾越大。

到了1928年，老蔣搞裁軍，故意拖欠雜牌軍的軍餉，孫殿英一看，這隊伍沒法帶了，沒錢兵就要散伙。

人被逼急了，啥事都干得出來。

孫殿英把心一橫，直接盯上了清東陵。

后世人罵他盜墓是貪婪，其實(shí)再當(dāng)時孫殿英的視角里，這更像是一次孤注一擲的“眾籌”。

他搞了幾噸炸藥，硬生生炸開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寢，這一炸，把皇家的最后一點(diǎn)臉面炸碎了，也把他后半輩子的富貴炸出來了。

可是，這潑天的富貴是個燙手山芋。

事情敗露后，全國都炸鍋了，滿清遺老哭著喊著要蔣介石殺人償命。

這時候，孫殿英那是真舍得，立馬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公關(guān)能力”。

他深知，在國民黨的官場上，沒有什么原則是金條買不通的。

于是，乾隆的九龍寶劍送給了老蔣，慈禧嘴里那顆夜明珠塞給了宋美齡，剩下的字畫古玩像撒胡椒面一樣流向了南京的各個高關(guān)府邸。

結(jié)果你猜怎么著？

這驚天大案，愣是用金條把黑的刷成了白的，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這件事讓孫殿英看透了國民黨高層的本質(zhì)：在這個腐爛的體系里，利益高于一切。

真正讓他在1947年保住狗命的伏筆，并不是這些送給國民黨的金銀財寶，而是他在抗戰(zhàn)時期搞的一筆“天使投資”。

七七事變后，孫殿英雖然還在左右搖擺，但他并非完全沒有民族血性。

在熱河抗戰(zhàn)中，他也曾率部跟鬼子血戰(zhàn)了七天七夜，這算他這輩子軍旅生涯中為數(shù)不多的高光時刻。

但這老狐貍精明著呢，隨著局勢變化，他敏銳地察覺到，在華北這盤大棋局里，除了國民黨和日本人，還有一股力量正在悄然崛起——那就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八路軍。

當(dāng)時的八路軍，那是真窮啊，缺槍少彈，處境艱難。

而孫殿英作為一個擁有獨(dú)立地盤的軍閥，手里最不缺的就是軍火。

在與中共地下黨接觸的過程中，孫殿英展現(xiàn)出了他圓滑世故的另一面。

他雖然沒有公開通電反蔣，也沒有立刻加入紅軍，但他做了一個極具遠(yuǎn)見的決定：給八路軍送槍。

這并非因?yàn)樗蝗恍叛隽斯伯a(chǎn)主義，而是出于一個江湖人的直覺——“凡事留一線，日后好相見”。

據(jù)說他甚至在私下里對部下嘀咕：“八路軍是仁義之師，將來這天下是誰的，還說不定呢。”

這操作，簡直就是那個年代的“風(fēng)險對沖”，兩頭下注，誰贏了他都不虧。

正是這批雪中送炭的槍支彈藥，在八路軍最困難的時候，幫了大忙。

劉伯承元帥是何等人物？

那是恩怨分明、胸懷坦蕩的戰(zhàn)略家。

在劉伯承的賬本里，功是功，過是過。

孫殿英雖然當(dāng)過漢奸、投過日本人、打過內(nèi)戰(zhàn)，但他當(dāng)年對革命力量的這點(diǎn)“香火情”，共產(chǎn)黨人記下了。

這不僅是對孫殿英個人的寬容，更是當(dāng)時解放軍為了瓦解敵軍、爭取人心所釋放出的巨大政治信號：只要你曾經(jīng)做過對人民有益的事，我們就不會一棍子打死。

被俘后的孫殿英，日子過得并不像戰(zhàn)犯，反倒像個被強(qiáng)制戒毒的病人。

他抽了幾十年的鴉片，身體早就是個空殼子，走路都打晃。

解放軍不僅沒有羞辱他，反而特批了珍貴的藥物幫他戒煙，生活起居也給予了特殊照顧。

這種待遇，讓一生都在爾虞我詐中打滾的孫殿英深受觸動。

在這個世界上，他見慣了落井下石，卻第一次見到了以德報怨。

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里，這位曾經(jīng)叱咤風(fēng)云的大盜，常常一個人坐在戰(zhàn)犯管理所的院子里發(fā)呆。

他或許在想那座被炸開的地宮，或許在想那些被他送出去的國寶，又或許在想那個沒有殺他的劉伯承。

1947年秋天，孫殿英病重。

臨終前，他拉著看守人員的手，說了這輩子最真誠的一句話：“我這輩子，干了不少壞事，但最后落到共產(chǎn)黨手里，我不冤。

劉伯承司令的這份情，我孫殿英下輩子變牛變馬也要還?！?/p>

孫殿英死了，帶著一身的罵名和最后的一點(diǎn)清醒走了。

他的一生，就像是民國亂世的一面鏡子，照出了那個時代的荒誕與無奈。

他是個壞人嗎？

毫無疑問。

他是個徹底的惡魔嗎？

似乎又沒那么簡單。

劉伯承留他一命，留下的不僅僅是一個垂死的軍閥，更是一種超越了個人恩怨的政治智慧。

那年他63歲，死的時候，身上穿的是解放軍發(fā)的新棉衣，干干凈凈的。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