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形勢急轉直下，國安法落地，街頭亂象被清算的節(jié)奏越來越清楚。

也就是在那一年11月，黃偉明和女兒匆匆把這套持有了13年的房子賣掉，當年415萬港幣買入，后來以980萬港幣出手，按市場估算大概低于市價一成。

對普通炒樓客來說，這是“少賺”，對黃家而言，卻像是拿一張“逃生艙船票”換現(xiàn)金。

哪怕少拿一點，也要先確保錢在自己手上。

那時，黃之鋒已經因為多個案子頻頻出入法庭，人等于半只腳踏進監(jiān)獄門。

真正殘酷的是后面這一段。

2021年初，黃之鋒在石壁、赤柱等看守所和監(jiān)獄里開始適應“編號代替名字”的生活時，黃偉明帶著妻子和小兒子無聲無息飛去了澳洲。

沒有正式告別、沒有公開聲明，這位曾經以“民主斗士之父”自居、上街喊“父子齊上齊落”的男人，在落地南半球后迅速切斷了與兒子的聯(lián)系。

香港媒體試圖越洋聯(lián)絡，只得到一句“不方便回應”加上一串忙音。

從那一刻起，賣房賺來的幾百萬變成了他在海外重新安頓的底氣。

黃偉明在澳洲郊區(qū)當起了安分的退休寓公，忙著幫小兒子適應當?shù)貙W校，至于那個聽信自己一套理論、走上街頭坐牢的長子，被留在原地面對所有后果。

要理解這出父走子留的冷血戲碼，光罵一句“沒良心的老子”還不夠，還得看黃之鋒這一“政治產品”是怎么被組裝出來的。

這個孩子從小有讀寫障礙，學業(yè)成績不理想，本來可以在家人耐心陪伴下走一條更慢但踏實的路。

但黃偉明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不是幫他補課，而是把孩子對傳統(tǒng)學校制度的不滿，引導成對整個體制的怨氣。

再往外看，還有一條更隱蔽的鏈條在推著他往前。

各種“交流項目”“海外訪問”的包裝下，是實打實的資源輸送。

十幾歲的黃之鋒就能住五星級酒店、和外資背景的商界和所謂“NGO代表”單獨會談。

面對的是一套反復打磨過的話術，告訴他，“只要你堅持，你就是自由世界的英雄”，“在這里留案底沒關系，將來申請海外大學、拿獎學金、出書演講，都還有機會”。

美國商會、部分西方政客的出面站臺，讓他很快從本地學生組織頭目，被推到國際媒體的閃光燈下：登上《時代》封面、獲頒所謂“民主獎項”，成了被包裝出來的“勇武青年樣板”。

在這個過程中，父親的角色也很關鍵。

作為香港本地反對派的一分子，黃偉明深知政治操作的門道。

知道媒體要什么形象、海外要什么故事，于是把兒子塑造成功能性極強的“符號”——年紀小、敢沖、敢坐牢。

對境外勢力來說，這樣的符號最容易煽動情緒、爭取話語權。

對父親來說，這既能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表達，也能借子女之名留下一段“傳奇履歷”。

只是沒人真正在乎，這個被推上臺的年輕人心理是否承受得住，是否清楚“被利用”的全部含義。

從2014年的“占中”，到2019年的街頭暴力，再到一連串非法集結、煽動案，黃之鋒最終被多案疊加判處超過四年徒刑。

國安法生效后，他又因為涉嫌勾結外國勢力被正式起訴，這個罪名的重量遠超前面所有加起來，意味著很可能面臨長期乃至終身監(jiān)禁。

對一個還沒到而立之年的年輕人來說，這幾乎是把整個后半生都鎖進牢門的預告。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曾經熱情接見他的“國際友人”的態(tài)度。

曾在鏡頭前與他合影、發(fā)推聲援的外國政客，如今頂多在某個記者會象征性提兩句“關切香港人權”，沒有一個提出具體、可執(zhí)行的“營救方案”。

那些曾承諾的留學機會、工作安排，也隨著他被捕入獄一起消失。

對他們而言，一個象征性的“反抗者”已經完成了傳播任務，接下來換另一個就行。

而他最信任、最依賴的那條線，也就是他父親這邊，更是干脆利落地切割。

黃偉明在澳洲生活得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再上街、不再接受訪問，也極少在公開平臺提起大兒子的處境。

對這個家庭而言，那個曾經被當作政治籌碼押上賭桌的孩子，現(xiàn)在成了既不能帶走、也不敢認領的“麻煩”。

所有關于“父子并肩”“為理想犧牲”的豪言壯語，跟賣房轉移資產、移民南半球這一系列動作放在一起，只剩下冷冰冰的諷刺。

對旁觀者來說，這不是一出“英雄悲劇”，而是一堂殘酷的現(xiàn)實課。

那些高喊“理想”和“犧牲”的人里，有多少是真的愿意和你一起扛后果，有多少只是把你當成一枚隨時可以替換的棋子？

在看清這一點之后，或許再遇到類似的煽動，就會多想一秒、多退半步，這一秒和半步，可能就是和黃之鋒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