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開國皇帝似乎都是雄才大略、英明神武，但是我們今天談論的這位開國皇帝卻是終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乾綱獨斷，最終還被權臣活活氣死。

他就是東晉開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

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晉武帝司馬炎是他的堂伯父。他的祖父司馬伷平吳有功，最終做到了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但王位傳到了他這一代，基本已經(jīng)遠離權力中心。

14歲襲爵瑯琊王時，他只是西晉眾多諸侯王中不起眼的一個。青年時期的司馬睿生活在八王之亂的陰影下。那是中國歷史上最血腥的宗室內(nèi)斗之一，近支皇族互相屠戮。作為遠支親王，司馬睿既無實力參與爭斗，也無法置身事外，他的叔叔還司馬繇被成都王司馬穎殺害。

但他跟隨的東海王司馬越最終贏得了八王之亂的勝利，這種生存環(huán)境塑造了司馬睿獨特的性格：極度謹慎、善于觀察、習慣依附強者。

王導的出現(xiàn)改變了司馬睿的命運。這位出身于瑯琊王氏的名士看出了司馬睿的特點——一個容易控制、又有皇室身份的“旗幟”。二人的關系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司馬睿需要王導的智謀和人脈，王導則需要司馬睿的皇室招牌。

公元307年，30歲的司馬睿被任命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與王導一同南渡建康。

公元311年，永嘉之亂，洛陽淪陷，懷帝被俘。公元316年，長安失守，愍帝出降，西晉正式滅亡。此時的中原，已陷入五胡十六國的混戰(zhàn)。

在江南的司馬睿，突然成為了晉室正統(tǒng)的唯一合法繼承者。317年，他在南北士族的擁戴下稱晉王，次年即皇帝位建立東晉。這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被動開國”。司馬睿沒有逐鹿中原，沒有平定亂世，他只是在合適的時間出現(xiàn)在了合適的地點。

這位開國皇帝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走秀。就連他初到江南時的首次公開露面，都是謀士王導安排的表演。

我們熟知的“王與馬，共天下”——司馬氏與瑯琊王氏共享最高權力，王還在馬之前就更能說明問題。

南渡的司馬睿一無兵馬，二無財力，三無江南本土支持。他能依靠的只有隨他南渡的北方士族，尤其是瑯琊王氏。王導坐鎮(zhèn)中樞，掌控朝政；王導從兄王敦都督六州軍事，手握重兵。王氏兄弟一內(nèi)一外，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命脈。

司馬睿完全成為了王氏執(zhí)政的吉祥物。這種平衡在東晉初創(chuàng)期是有效的。王導的“鎮(zhèn)之以靜”政策，調(diào)和了南北士族矛盾，穩(wěn)定了江南局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司馬睿越來越無法忍受自己的傀儡地位。

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重用劉隗、刁協(xié)等寒門官員，讓他們掌握監(jiān)察百官、推行廢奴令；疏遠亦師亦友的王導，試圖分化王氏權力，加強皇權。

但司馬睿沒有想到，北方的故土還未收復，掌握東晉兵權的王敦倒起兵作亂了。這場起兵不僅代表王敦個人野心，更代表了士族對皇權擴張的集體警惕。

公元322年，東晉建立不到五年，王敦以“誅劉隗、清君側(cè)”為名從武昌起兵，直指都城建康。當叛軍很輕松就兵臨城下時，司馬睿做出了令人震驚的回應：“如果你想當皇帝，早點和我說，我可以回瑯琊，何苦讓百姓遭殃？” 這近乎哀求的表態(tài)，暴露了他手中無牌可打的窘境。

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瑯邪以避賢路。”

——《資治通鑒·晉紀》

更可悲的是，王敦連他的皇位都不想要。這位權臣深知，保留一個傀儡皇帝遠比自己篡位更有利于控制朝政。攻入建康后，王敦肆無忌憚地誅殺異己，司馬睿則被軟禁在宮中，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司馬睿的憤怒、屈辱和絕望無處宣泄，最終積郁成疾。公元323年，47歲的司馬睿在無盡的憂憤中離世。他的死亡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確立了一種模式：東晉的皇帝可以是傀儡，權臣可以公開掌控朝政。

他的繼任者司馬紹一度展現(xiàn)過反抗的勇氣，平定了王敦的又一次叛亂，但最終未能改變權力結構。此后百年間，庾亮、桓溫、謝安等士族領袖相繼主導朝政，皇帝多成擺設?！盎实叟c士族共天下”，幾乎成為了東晉甚至整個南朝的政治基因。

從個人能力看，他確實缺乏雄才大略。他不是劉邦那樣百折不撓的梟雄，也不是劉秀那樣能夠“中興”的英主。他的政治手腕只局限于宮廷權術，缺乏掌控全局的視野和魄力。

但從時代背景看，司馬睿又面臨著幾乎無解的結構性困境。東晉的生存依賴于一個脆弱的平衡：南北士族之間的平衡、皇權與門閥之間的平衡。司馬睿加強皇權的努力，觸動了這個平衡中最敏感的部分。

有些歷史困局，非個人能力所能突破。司馬睿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窩囊的開國皇帝，頭上的皇冠不是榮耀而是枷鎖。

他就像一個被時代推上舞臺的演員，拿著開國皇帝的劇本，卻沒有相應的權力道具，最終在歷史的聚光燈下黯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