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電視劇《大生意人》熱播，將一段清末商人“以商報國，為商立傳”的傳奇呈現在觀眾眼前，也再次喚起人們對傳統(tǒng)商幫文化的關注。在華夏商業(yè)文明的星河中，魯商作為與徽商、晉商、浙商、粵商齊名的五大商幫之一，其獨特的氣質猶如一幅淡雅而深沉的水墨長卷——他們不僅是精明敏銳的生意人，更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潤、胸懷家國天下的“儒商”。

文|劉永加

齊魯大地歷史悠久，物產豐饒，地理位置優(yōu)越，歷來是發(fā)展工商業(yè)的寶地，這里誕生了與徽商、晉商、浙商、粵商并稱五大商幫的魯商。

所謂魯商，從歷史起源來看，狹義上指先秦時期魯國的商業(yè)活動，但當時更耀眼的是齊商，得益于齊國“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的政策。而廣義的魯商，則是齊魯文化融合后，以“魯”為代稱的山東商業(yè)群體，其精神內核是厚德、誠信、務實、創(chuàng)新。

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

追溯魯商的源起，最早卻是起步于齊國。姜太公受封于齊之后，并未困守農本，而是前瞻性地推行“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的國策，開創(chuàng)了因地制宜、重視流通的治國傳統(tǒng)。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盛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边@不僅是對物阜民豐的描繪，更是對齊國商業(yè)文明的肯定?！稘h書·地理志》中也說：“太公以齊地負海潟鹵，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yè)，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p>

齊相管仲提倡發(fā)展經濟、積財通貨，設立“輕重九府”，即掌管財政的九個官署；還在齊國劃分出適宜商品貿易的區(qū)域，分為二十一鄉(xiāng)，包括工商之鄉(xiāng)六個、士鄉(xiāng)十五個；主張“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

齊國的紡織業(yè)一直很發(fā)達，到了漢初，朝廷在臨淄設立官方紡織機構——三服官，齊魯地區(qū)成為絲織品的主產地，“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魯國植桑養(yǎng)蠶普及，絲織業(yè)也慢慢發(fā)展起來，有了“魯縞”等精美的絲織品，名揚各地?！俄n非子·說林上》有載：“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p>

魯國是儒家學說發(fā)源地，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也主張通商惠民，其核心是“義利之辨”，提出“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等思想，為商業(yè)活動確立了道德準則，強調商業(yè)行為應符合“義”的原則，追求正當利益。

曹邴氏是經營鐵業(yè)，兼營貰貸、販運的魯國大商人，據《史記·貨殖列傳》載：“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痹诓苴系挠绊懴?，鄒魯之地的許多文學之士也心動，“好賈趨利，甚于周人”。

曾以“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為座右銘的范蠡，在功成后隱居經商，選擇山東陶地（今山東定陶）作為經商起點，化身為“陶朱公”，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并三次散財濟貧，既體現了其商業(yè)才能，也彰顯了“富好行其德”的仁者之心。他還把自己的從商經驗和致富秘訣傳授給那些慕名而來、虛心求教的人?！妒酚洝へ浿沉袀鳌分杏涊d了一位名叫猗頓的魯國人，“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無奈來到陶地，向范蠡求教，“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不吝傳授寶貴經驗，提出自己的建議，“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扁㈩D勤于經營，十年不輟，遂至巨富。

不問道俗，投錢取飲

至唐代，隨著市坊制度的突破與全國市場的形成，山東地區(qū)的商業(yè)進入新的活躍期。在一些城市，店鋪林立，貨物充溢，商賈云集，到處都是商品交易的繁忙景象。農村集市貿易也得到了一定發(fā)展，當時稱為“草市”或“墟市”。詩人張籍《泗水行》詩中云“城邊魚市人早行”，描寫的就是泗水城邊的“草市”。

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中記述了一幅市井風情畫面：“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驛站道旁，店家將煮好的茶湯置于案上，往來行人無論士農工商，只需按價投錢，便可自取自飲。這“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八個字，超越了簡單的買賣關系，閃耀著早期商業(yè)文明中難能可貴的人文光輝。

宋代，山東繼續(xù)保持城市商貿繁榮，同時新興起了許多城市和大批商貿市鎮(zhèn)。宋哲宗時，青州為京東東路治所，“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風物茂盛，雅俗雜處，修涂四達，富焉庶焉”。定陶當水陸交通要沖，“乃東運之沖，其后河截清水”，宋初在此置發(fā)運務，后改為轉運司。這些都為齊魯商人提供了廣闊的經商舞臺。

宋代齊魯商人繼承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重義輕利”形成共識。萊蕪人呂規(guī)充分利用當地冶鐵業(yè)發(fā)達、取材便利的優(yōu)勢，“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币蚱渚ぶ谱鳌①|量上乘、價格優(yōu)惠，市場占有率很高，“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御，其器皆呂氏作也。”呂規(guī)在發(fā)達后，對“鄉(xiāng)人貧病不能出門戶，婚葬失其時，四方游士顛頓道路不得歸，力振翼之”，詮釋了“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

捐膏火，設義塾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山東段成為連接南北的經濟動脈。沿岸的臨清、濟寧、德州等城市迅速崛起為商賈云集的漕運碼頭，魯商借著這條水運大動脈，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足跡和貨物流通到了全國。

自古山東人就以吃苦耐勞、勤奮能干而著稱，進而在全國各地都打出了齊魯商人的品牌。清末夏仁虎在《舊京瑣記》中寫道：“北京工商業(yè)之實力，昔為山左右人操之，蓋匯兌銀號、皮貨、干果諸鋪皆山西人，而綢緞、糧食、飯莊皆山東人……魯人勤苦耐勞，取而代之，久遂益樹勢力矣?！?/p>

活躍于清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淄川商人畢豐漣的創(chuàng)業(yè)史，是魯商吃苦精神的縮影。乾隆年間開始，淄川出現小機戶，栗家莊樹荊堂恒盛機房的創(chuàng)始人畢豐漣以一張織機起家，他不辭辛勞，親自扛著絲綢到周村綢貨市場挨門兜售，其生意越做越大，機房規(guī)模不斷擴大，最終有了樹荊堂的輝煌業(yè)績。

“以誠待人，誠實無欺”的經商理念根深蒂固，從而樹立了山東商人的良好形象。如明代萊陽商人左文升，他的朋友周繼先把200緡鈔交他代為經營，并約好了二分的利息。后來，鈔價上漲，利息也上漲二倍，左文升卻將獲得的全部利息都給了周繼先。周繼先說：“價有定議，外不敢取。”左文升答道：“爾錢獲利，何敢以私？”兩人之間誠信、不貪、互讓的美德，被廣為傳頌。

濰坊楊家埠年畫興盛于清代，當時非常暢銷，有時甚至先收錢、再印畫，以至于出現了人等貨的局面。畫商來楊家埠采購年畫，多數要住一段時間，才能拿到貨，畫店就免費留客商住宿，并供應小菜與開水。楊家埠當時有三十多家畫店，每天接待畫商達50人以上。這樣一來，畫商與畫店逐步建立起固定的供銷關系，使得楊家埠年畫更加揚名天下。

明清時期，齊魯商人在積累財富后，普遍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重教興學，出資修建官學、興辦義學、籌資創(chuàng)辦書院等，為鄉(xiāng)人創(chuàng)造良好的受教育條件。一些在外地的齊魯商人，還會在經商屬地興學。清代棲霞商人馮秉忠于北京房山一帶貿易經商，“邑里及房山各捐膏火設義塾，且令子鈞踵行之，前后計費數千金”，他不僅自己在房山捐資興學，還讓兒子繼續(xù)他的資助事業(yè)。

縱觀數千年魯商史，有一條清晰的精神主線貫穿始終，那便是“以義制利，義利兼顧”的儒商品格。在今天，其重然諾、講品質、有情懷、擔責任的精神內核，依然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