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廣西邊境的空氣里全是硝煙味。

前線指揮部的步話機突然“滋滋”作響，緊接著傳來一陣讓人頭皮發(fā)麻的嘶吼，那聲音哪怕隔著無線電波，都能聽出嗓子已經喊破了：“請求炮火覆蓋！

坐標XXX，重復，坐標XXX，立刻開火！”

后方炮群的指揮員捏著聽筒的手都在抖，冷汗瞬間就下來了。

他在地圖上一比劃，臉都綠了——那坐標分明是我們自己的陣地！

是指揮員所在的位置！

那一瞬間，空氣仿佛凝固了，旁邊的參謀下意識地回問了一句：“確認坐標？

這是要打你自己嗎？”

步話機那頭沒有絲毫遲疑，只有更猛烈的一聲咆哮，伴隨著背景里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向我開炮！

別管我，敵人上來了！”

幾分鐘后，鋪天蓋地的炮彈砸向了那個岌岌可危的高地，將那個坐標瞬間變成了一片火海。

這悲壯的一幕，像極了電影《英雄兒女》里王成的經典橋段。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并不是電影，而是血淋淋的現實。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個在絕境中把自己當成誘餌、甚至準備同歸于盡的指揮官，身份竟然如此特殊——他的父親，是當時位列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開國將軍李德生。

那時候的炮彈不長眼，更不管你爹是誰，唯一的特權就是擁有“優(yōu)先犧牲權”。

這事兒要是放現在，估計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劇本不對啊”。

試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個權傾朝野的“頂級官二代”，你會選擇什么樣的生活？

但李德生的兒子李和平，偏偏選了一條最“笨”、最要命的路。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時鐘撥回到六十年代初那個特殊的困難時期。

那時候大家肚子都癟，哪怕是住在軍區(qū)大院里，饑餓感也是公平的。

有人在院子里見過十歲的李和平，正蹲在破木板前，小心翼翼地摳南瓜籽。

為啥？

因為母親說了，這玩意兒曬干了能煮湯喝，能頂餓。

堂堂軍級干部的家里，也得靠南瓜湯度日，這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

李德生當時有個雷打不動的規(guī)矩——“不準搞特殊”。

這五個字，不是掛在墻上的口號，而是像緊箍咒一樣勒在李和平的腦門上。

李和平的青少年時期，其實過得很“憋屈”。

別的干部子弟可能多少有點優(yōu)越感，他卻因為這層身份背上了更重的包袱。

有一次跟鄰居家小孩打架，人家一句“將軍兒子耍威風”把他懟哭了。

李德生知道后，沒有安慰，反而冷冷地扔下一句：“你要是將來能像我當年那樣，自己上戰(zhàn)場打出個身份來，自然沒人敢說你耍威風。”

這句話，像一顆釘子，死死地釘進了李和平的心里。

高中畢業(yè)那年，李和平背著個舊帆布包就去了部隊。

按理說，父親當時已經是軍隊核心領導，哪怕不打招呼，下面的人稍微“會來事兒”一點，李和平的日子也能過得很滋潤。

但怪就怪在李德生的名聲太響，“家教太嚴”成了全軍盡知的事。

這反而成了李和平的“緊箍咒”。

連隊干部沒人敢照顧他，甚至為了避嫌，還得對他格外嚴厲。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奇葩的現象：李和平在基層連隊熬了整整八年。

這是什么概念？

當年的義務兵役制，三年就是一個輪回，他送走了好幾批老兵，連他帶過的兵都提干了，他還在原地踏步。

入黨申請書遞上去，連隊覺得他表現好想通過，結果報到團里，政委一看名字，直接駁回——理由簡單粗暴：“李德生的兒子，要求必須更高，還要再考驗?！?/strong>

這一考驗，就是四年。

在那個年代，這種近乎潔癖的政治自覺，就是把“拼爹”變成了“坑爹”，只不過坑的是兒子自己。

李和平結婚的時候已經是營長了，手里居然連辦喜事的錢都湊不齊。

他硬著頭皮跟家里張口借錢，結果等來的是李德生的一封批評信，說他有了小資產階級思想，搞排場。

最后婚是結了，彩禮沒有，酒席是一桌家常飯，唯一的“奢侈品”是父母送來的兩床棉被。

這八年的基層磨礪，把李和平身上那點可能存在的嬌氣磨得一干二凈，剩下的只有像石頭一樣硬的骨頭。

這也為他在1979年那場生死抉擇埋下了伏筆。

1979年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爆發(fā)前夕，李和平已經是12軍36師106團的副團長。

說實話，到了這個級別，又是將門之后，只要他不主動請纓，完全可以留在后方指揮部出謀劃策，沒人會說他半個“不”字。

但他不但去了，還專門挑了最危險的突擊任務。

那是戰(zhàn)斗打響后的攻堅階段，106團啃下了一塊硬骨頭——代號“A型工事”的越軍高地。

但這塊骨頭不好咽，越軍的反撲極其瘋狂。

敵人利用熟悉地形的優(yōu)勢，從三面包抄上來，切斷了李和平突擊隊的退路，也切斷了增援。

那時候通訊時斷時續(xù)，彈藥即將耗盡，李和平身邊的戰(zhàn)士一個個倒下。

那一刻，擺在李和平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撤退，放棄陣地，保全性命，但這意味著之前的犧牲全部白費，敵軍會重新控制制高點，對后續(xù)部隊造成毀滅性打擊；要么死守。

但怎么守？

敵人已經摸到了眼皮子底下，手榴彈都能扔進戰(zhàn)壕了。

李和平做出了那個讓所有人膽寒的決定。

他帶著剩下的戰(zhàn)士退入敵軍留下的堅固掩體，然后抓起步話機，呼叫炮火覆蓋自己所在的坐標。

那句“向我開炮”，不是一時沖動的血勇，而是一個職業(yè)軍人在絕境中計算出的唯一勝算——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賭的是掩體的堅固程度，賭的是敵人在開闊地上會被炸得更慘。

所謂的英雄，不過是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時，敢把自己當成最后一塊鋪路石的人。

當炮火終于停歇，高地上一片死寂。

硝煙散去，滿身是土、耳朵里流著血的李和平第一個沖出了掩體。

被炮火炸懵了的越軍殘部怎么也沒想到，這群中國人居然沒死，還要反沖鋒。

那場戰(zhàn)斗，李和平帶著兄弟們像下山的猛虎一樣，徹底把敵人打崩了。

陣地守住了，但他也倒下了，小腿中彈，肌肉被炸裂，被抬下來的時候人已經昏迷。

這件事在當時的前線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大家震驚的不僅僅是那種同歸于盡的勇氣，更是得知這位“敢死隊隊長”身份后的那種復雜情緒。

人們常說“將門虎子”，但真正看到一個將軍的兒子在泥坑里流血、在炮火下求生時，那種沖擊力是任何說教都無法比擬的。

后來，李和平被評定為一級傷殘，也因戰(zhàn)功晉升。

但他那句“向我開炮”，遠比他的軍銜更讓人銘記。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瞬間，他剝離了所有父輩的光環(huán)，甚至剝離了生的希望，只剩下一個中國軍人最純粹的本能。

如果李和平是在溫室里長大的花朵，在那煉獄般的戰(zhàn)場上，恐怕早就枯萎了。

正是那八年的“被壓制”、那“不準搞特殊”的家風，才鍛造出了一個能在生死關頭吼出“向我開炮”的鐵血軍人。

那場仗打完后，李和平落下了一身傷病，晚年走路都有些跛。

但他從沒抱怨過，只是偶爾提起那個坐標時，眼神還會突然銳利一下。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