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字非經手，退休不問事”——就在南京博物院文物處置爭議持續(xù)發(fā)酵之際，85歲的前院長徐湖平突然打破沉默，一句回應將事件推向新的對峙焦點。一邊是票據上清晰的“徐湖平”簽名、6800元的處置金額，另一邊是“非鑒定專家、與調劑無關”的明確否認，再疊加龐叔令“五找四仍缺一幅”的追索現(xiàn)狀，這場橫跨半世紀的文物糾紛，終于從“賬物去向”之爭，聚焦到“簽字責任”的核心拷問。

要理清這場羅生門，時間線是最好的線索。1959年，龐萊臣家族將137件“虛齋舊藏”無償捐贈南博，其中便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1961年、1964年兩輪鑒定后，含《江南春》在內的5件作品被定為“偽作”；1997年，南博申請調劑這批“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經省文化廳批準后，于5月8日將《江南春》撥交江蘇省文物總店，撥交記錄上赫然簽著“徐湖平”的名字；2001年，這件標注為“仿仇英山水卷”的文物，以6800元價格賣給一位登記為“顧客”的買家；2025年，《江南春》以8800萬元估價現(xiàn)身嘉德春拍，引發(fā)輿論嘩然，龐叔令追查后發(fā)現(xiàn)5件文物“調劑”去向成謎，經追索找回4件，仍有1件下落不明。

如今徐湖平的發(fā)聲，恰恰戳中了事件最關鍵的矛盾點。他強調自己2008年退休后“近20年不再過問外界事務”、“并非書畫鑒定家”，試圖切割與古畫調劑的關聯(lián)。但公開信息顯示，2024年他仍多次出席書畫展覽并登臺發(fā)言，“不問外界”的表述與事實存在出入；更核心的是，作為當時的南博院長，撥交記錄上的簽字絕非無意義的程序性動作。即便如他所言未參與具體鑒定，在文博系統(tǒng)的管理流程中，院長簽字通常意味著對調劑申請的審批認可，代表著對這一行政行為的管理責任，而非單純的“見證簽名”。

這場對峙的背后，是三重無法回避的核心疑問。其一，簽字責任的邊界到底在哪？當年的調劑報告由誰提出、復核鑒定由誰組織、6800元的估價依據是什么？會議紀要、出入庫憑證、文物影像底稿等關鍵檔案是否完整，必須靠原始材料說話，而非“記憶模糊”的口頭辯解。其二，未歸位的那幅古畫究竟流向何方？“五找四”的結果已證明賬物存在缺口，從南博出庫到后續(xù)流轉的每一個交接環(huán)節(jié)，都需要精準追溯，不能讓國有文物在“調劑”名義下憑空消失。其三，“顧客”身份為何至今成謎？2001年的銷售發(fā)票刻意隱去買家真實信息，這位神秘買家是否與文物后續(xù)高價現(xiàn)身拍賣市場有關，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輸送，亟待調查厘清。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歷史遺留問題。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文博系統(tǒng)的文物調劑、交換確實存在監(jiān)管漏洞，估值體系與國資保護標準遠不如當下嚴密，但“時代慣例”絕不能成為違規(guī)操作的擋箭牌。如今《文物保護法》早已明確館藏文物流轉需全程可追溯，捐贈人的知情權與監(jiān)督權更受法律保護，即便當年的流程符合彼時規(guī)定，也需接受當代制度的復核與公眾的審視——畢竟，無償捐贈的文化瑰寶，不是可以隨意處置的“閑置物品”，其去向必須經得起歷史檢驗。

隨著徐湖平的發(fā)聲，事件已從民間追索推向了責任認定的關鍵階段。目前，江蘇省文旅廳已成立專班調查，玄武區(qū)法院也已開庭審理相關訴訟，但要真正平息爭議、修復公信力，還需邁過三道坎：一是成立涵蓋文旅、紀檢、審計及第三方文博機構的聯(lián)合調查組，全面公開賬冊、鑒定報告、流轉記錄等核心檔案，讓信息透明化；二是嚴格拆分“鑒定責任”“審批責任”“經辦責任”，明確每個環(huán)節(jié)的責任人與職責邊界，不讓任何一方以“非專業(yè)”“記不清”推卸責任；三是徹查文物流轉全鏈條，從南博調劑到文物總店銷售，再到后續(xù)拍賣市場出現(xiàn)，逐一鎖定觸點，排查是否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真相或許會遲到，但絕不能缺席。徐湖平的回應讓事件焦點更加清晰，也讓調查的必要性愈發(fā)凸顯。無論是為了告慰捐贈者的赤誠之心，還是為了守住文博系統(tǒng)的公信力底線，都需要調查專班以鐵腕之力一查到底。當所有原始檔案被公開、所有責任被厘清、所有文物去向被鎖定，那些隱藏在票據簽字背后的疑問，終將得到明確答案，而文博系統(tǒng)也將以此為鑒，筑牢文物保護的制度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