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日清晨，衡陽火車站的汽笛聲尚未消散，時任中南軍區(qū)副司令員的黃克誠提著行囊跨出車廂。這趟“六·一返湘”，是他受中央委派兼任湖南軍區(qū)司令員后第一次回到家鄉(xiāng)。誰也沒料到，一場涉及舊部、牽連兩代人的追捕，會從這天上午悄然拉開序幕。

不到午時，省軍區(qū)大禮堂里開始組織干部見面會。黃克誠在人群中掃視，很快鎖定了一張似曾相識的側(cè)影：高顴骨、細長眉、說話時習慣低頭抿嘴。那一瞬，塵封多年的記憶闖進腦海。他朝身旁警衛(wèi)低聲囑咐：“那位穿灰色中山裝、戴眼鏡的同志，幫我查一查他的詳細履歷?！本l(wèi)點頭離去，沒人留意到這句輕聲命令。

兩天后，調(diào)查材料擺到黃克誠案頭：名叫“李福田”，現(xiàn)任某縣文教科股長；年齡、籍貫與舊檔案中一名叛徒高度吻合，而“李福田”的文字筆跡與十多年前繳獲的一封自首信完全重合。文件最末，調(diào)查員用鉛筆圈出三個字——“彭祜”。

彭祜，這個名字如利刃般挑開了舊傷口。早在1930年代初，黃克誠還是紅軍第五軍政治委員時，彭祜是他手下的地方工作干將，兩人并肩作戰(zhàn)，上過井岡，也闖過贛南。誰能想到，當年的伙伴后來踏上了背叛的不歸路。

回到二十多年前，1922年，毛澤東在衡陽省立第三師范講演，剛滿十八歲的彭祜第一個報名前往支部，被稱作“腦筋快手腳勤”。1928年湘南起義后，他隨部上井岡山。憑著能說會寫的本事，1933年升任閩贛軍區(qū)政治部主任，手握整整三個團的政工系統(tǒng)。若是按照常規(guī)軌跡，日后至少也是紅軍縱隊一級的政委。

變故出現(xiàn)在1934年春。中央主力準備突圍長征，閩贛軍區(qū)奉命策應，必要時可主動西移。彭祜卻自信滿滿，號稱“守得住陣地才能守得住人心”，堅持死守，并暗暗籌劃“自立戰(zhàn)區(qū)”。參謀鐘循仁曾勸：“部隊給養(yǎng)跟不上，再拖就危險?！迸盱锍林?，只吐出一句，“膽小鬼打不了勝仗?！闭Z氣決絕，完全聽不進勸告。

隨后幾個月，國民黨第四、二十六師合圍，糧彈枯竭。眼看防線崩潰，彭祜轉(zhuǎn)身與敵軍密洽，提出“詐降”脫困。1934年10月，他以集合整編為名，把630余名紅軍戰(zhàn)士騙下山谷，兵不血刃交至敵手。多數(shù)戰(zhàn)士當場被繳械，少數(shù)頑強抵抗，最終只剩幾十人沖出包圍。活口后來回憶：“彭主任嘴角一直在抖，他連看都不敢看我們。”

投敵后，彭祜自以為大功一件，要求升任團長。蔣介石反問一句：“能叛你師長嗎？”聽到沉默，便將其軟禁，以觀后效。為了證明價值，彭祜獻上閩贛蘇區(qū)潛伏名單，又胡編“紅軍分裂內(nèi)幕”邀功。即便如此，國民黨也從未真正信任他?？箲?zhàn)末期，他被以“難以使用”為由遣散，返回湖南宜章，靠教書糊口。新中國成立后，他購買假履歷，易名“李福田”，轉(zhuǎn)入地方干部隊伍，檔案一路“補辦”，竟無一人察覺。

1951年的“意外重逢”擊碎偽裝。黃克誠親自審閱了1934年調(diào)查卷宗，再對照當前材料，所有疑點對號入座。當晚，他召集省軍區(qū)保衛(wèi)部：“即刻布控，秘密逮捕，絕不能走漏風聲?！毙袆釉谝股型瓿桑袄罡Ｌ铩北豢垩河谝婚g臨時審訊室。剛被押下車，他便高聲辯解：“我是被逼的！”黃克誠并未出面，只通過觀察孔靜靜看了五分鐘，轉(zhuǎn)身離開。

軍事法庭審理持續(xù)了三個月，從作戰(zhàn)日記、敵方電報到幸存者證言，證據(jù)堆滿半間庫房。1953年3月27日，長沙郊外旌旗低垂，判決書宣讀完畢，執(zhí)行槍決。臨刑時，彭祜神情恍惚，只問了看守一句：“我有沒有機會立功贖罪？”對方沉默，沒有回答。

事件歸結(jié)，不外兩層：其一，違令蠻干，造成重大損失；其二，明知不可為而投敵，陷戰(zhàn)友于死地。黨史、軍史檔案將此定性為“嚴重背叛行為”，并注明：叛變時彭祜33歲，抓捕時43歲，終審時已過45歲。數(shù)字冷冰冰，卻是對那段撕裂歲月最直白的注解。

有意思的是，黃克誠后來回想到“六·一”那瞬間，只說過一句話：“當官當?shù)阶詈?，別讓同志不敢直視你的眼睛?！痹谧娜藷o不沉默。往事塵封，留下的并非某個人的悲劇，而是教訓——紀綱不可壞，軍令無戲言；膽小可以改，私心一旦失控，就會把人推向無法回頭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