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盛夏，甘肅東部一場久盼未至的大雨終于落下。蹲在莊浪縣坡地邊的冼恒漢盯著新翻出的濕土，隨口說了一句：“再有三場這樣的雨，今年人畜能多活幾口氣?！痹趫龅泥l(xiāng)親記住了這位皮膚黝黑、操著廣西口音的將軍，也記住了他把部隊政工那套“訴苦、立志”搬到農業(yè)第一線的做法——從那年起，冼恒漢在地方與軍區(qū)之間來回奔波，人們對他的第一印象變成了“務實”。

這股務實勁一直延續(xù)到1973年底。那年12月，中央發(fā)布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命令，久負盛名的“硬骨頭司令”韓先楚自福州北上，出任蘭州軍區(qū)司令員。消息傳到蘭州，不少干部暗自琢磨：兩位風格南轅北轍的領導能不能合拍？韓先楚指揮大兵團作戰(zhàn)時慣用“搶、猛、快”，冼恒漢則習慣用調查、座談、議事的節(jié)奏推工作。沒人想到，矛盾來得如此之快。

1974年春，韓先楚第一次大規(guī)模下部隊。高原風沙大，他仍穿著單薄軍裝，連續(xù)四天跑了五千多公里，回來就開會。會上，他摞出一沓紙：“訓練科目不貼實戰(zhàn)，戰(zhàn)備倉庫布局不合理，邊防連隊糧油儲備缺口大……”一句話點破多年積累的問題。冼恒漢臉色沉，但還是記錄。會后，他對值班參謀低聲叮囑：“先別急改，先核實。”那一刻，一快一穩(wěn)之間的節(jié)奏差已埋下了日后沖突的伏筆。

同年冬，韓先楚病情加重，在北京住院靜養(yǎng)，卻通過電話、電報頻繁下達指示。軍區(qū)里盛傳一句話：“司令員遠在京城，指揮卻在賀蘭山打轉?！辟銤h認為，遠程指揮難免失真，多次致電建議“重大調整待歸隊后再議”，卻換來一句簡短回復：“戰(zhàn)備無小事，刻不容緩?！眱晌活I導隔空交手，互不相讓。

1975年9月，矛盾升級。冼恒漢以軍區(qū)黨委名義向中央寫報告，亮出三點意見：一是決策程序不當，二是基層負擔過重，三是整體評價被“一票否決”，影響官兵士氣。毛澤東閱后批給葉劍英處理。葉帥先電話告知：“主席已閱，你們自己先想法子。”緊接著，軍委派出向仲華、徐立清等組成的工作組抵蘭，表面是貫徹會議精神，實際是摸底。

調查持續(xù)一個多月，工作組收集到不同聲音：有人說冼恒漢“謹慎過頭”，有人說韓先楚“剛性過強”，究竟誰對誰錯，一時間難有結論。十二月下旬，二人被同時召到北京。見面第一句話，葉劍英拋出那個著名反問：“你們兩人像關在同一個籠子里的兩只公雞，你們說該怎么辦？”屋里靜了好幾秒，冼恒漢率先開口：“我愿意調走。”韓先楚皺眉，只說了一句：“聽中央安排。”對話止于此，工作組帶著材料離開，問題并未畫句號。

1976年，形勢驟變。韓先楚病情反復，長時間在京治療；蘭州軍區(qū)實際事務落到冼恒漢與參謀長胡煒身上。與此同時，甘肅地方的旱情卷土重來，冼恒漢把更多時間花在機井、梯田、節(jié)水渠道建設上，在軍區(qū)出現(xiàn)“一把手缺位、二把手分身”的尷尬局面。軍內有人私下議論：“這樣僵著不是法子?！?/p>

1977年4月，中央任命蕭華赴蘭州軍區(qū)“加強領導力量”。電報發(fā)出時，冼恒漢尚在隴南檢查旱區(qū)井群灌溉，六個小時后他飛抵蘭州，直接撥通北京：“職務如何銜接？”總政答復簡潔：“先來后到，冼為第一，蕭為第二?！蓖饨缰T多猜測就此平息。但僅僅兩個月后，蘭州鐵路局重大積壓事故被點名通報，冼恒漢被認定“領導不力”，相繼免去軍區(qū)與地方職務。這一落差不僅讓他失去陣地，更讓他喪失了繼續(xù)調和軍區(qū)內部矛盾的機會。

此后五年，他被安置在北京海運倉，兩百元月費，讀書、寫回憶錄，偶爾寄信關注甘肅降水量。“甘肅人太苦，盼的就是天落雨。”這句話成了看望者最常聽到的感慨。1982年底，他奉召返回蘭州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情緒激動誘發(fā)心梗，險些沒挺過來。次年退出現(xiàn)役，待遇數(shù)次調整，最終以正軍職定案。

回望這段插曲，很多當事干部后來分析：軍區(qū)事務與地方建設相互交織，本就需要協(xié)調者，而不是簡單的強勢與謹慎對立。冼恒漢習慣循序漸進，韓先楚強調速決速勝，兩套路徑誰都有理由，卻缺乏磨合期。葉劍英那句“籠中兩公雞”，道破了核心——缺的不只是程序，更是互信。

韓先楚1986年病逝，北京八寶山送別時，冼恒漢托人獻了一束白菊，沒有留言，只讓隨行同志放在挽聯(lián)旁邊。五年后，冼恒漢在蘭州病逝，遺愿中只有一句“骨灰撒在黃河邊”。知情者說，這位老政工干部心里始終惦念的，是那條他曾親手丈量過水情的河流。

兩位將軍的碰撞，以一紙報告開場，以各自淡出落幕。歷史沒有給出非黑即白的裁決，卻提醒后來者：指揮千軍萬馬易，磨合兩種思路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