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天的一個午后，北大燕南園的會議室里格外安靜，三年前獲得經濟學博士的林毅夫正向一群青年學者講述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要點。窗外新葉嫩綠，陽光斜照，他的聲音不緊不慢，卻句句擲地有聲。沒人會想到，這位被稱作“林教授”的中年人，八年前還在臺灣金門前線擔任連長，身披戎裝，腰間掛槍。

時間撥回1979年5月16日。那天傍晚，金門潮水逐漸退去，海面露出暗礁。連長林正義召集哨兵，留下那句詭異的交代：“夜里聽見槍響，也不要出屋。”連隊里議論紛紛，卻沒有人敢多問。這短短一句囑托，為他贏得了幾個小時的寶貴空檔。深夜，他脫下軍靴，穿上便服，把學歷證明、身份證件塞進塑料袋，縱身躍入冰冷的海水，向西北方向的廈門角嶼游去。

海峽最窄處不足三公里，可在黑夜里，這段距離像無底深淵。潮流湍急，礁石鋒利，稍有疏忽便粉身碎骨。漆黑中，他只能借著對岸微弱的燈火辨別方向，劃水的每一下都伴隨著劇烈的抽筋疼痛。凌晨兩點左右，解放軍水兵在淺灘發(fā)現了一具疲憊到幾乎昏厥的身影，把人拖上岸時，他已經說不出話，只拼命指著胸前貼身口袋——那是他全部身份的證明。

廈門方面第一時間上報北京。新華社次晨的內參里出現一句新名詞：“自臺灣前線游泳投誠第一人”。審查人員在簡歷上看到：1952年生，臺灣大學肄業(yè)，黃埔系軍校畢業(yè)，研究生學歷，現任臺軍連長。背景干凈，政治傾向明確，同意接收。隨后，他改名“林毅夫”，寓意“堅毅之夫”。

初到北京，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繼續(xù)深造經濟學”。那時的北京大學經濟系剛剛復辦不久，急需年輕人補齊外語和數理短板，而林毅夫恰好在軍中過過硬的體能關，又在書本上磨過腦子。短短三年，他從英美經典教材翻到蘇聯數理模型，課堂上常把黑板寫滿公式，連教授們都暗暗稱奇。

有意思的是，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訪問北大時，校方一時找不到既懂經濟又能流利翻譯的人。有人推薦林毅夫。演講休息間，舒爾茨輕聲說：“Follow me to Chicago？”林毅夫點頭，“Yes， Professor.”就是這場即興對話，為他打開芝加哥學派的大門。兩年后，他成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攻讀發(fā)展經濟學。

在芝加哥的圖書館里，他常把夜燈留到次日凌晨。自費生活拮據，他白天助教、晚上批改作業(yè)，偶爾去中餐館端盤子，硬是省下路費買了全套計量經濟學期刊。導師驚訝于他對中國農村微觀數據的熟悉，鼓勵他把田野調查經驗寫進論文。1986年畢業(yè)答辯那天，評審委員會罕見地給出了“無保留通過”評語。這是改革開放后，大陸第一位在北美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

學成之際，世界銀行、華府智庫紛紛拋來橄欖枝，薪酬優(yōu)渥得足以讓任何博士心動。他卻把手一擺：“祖國需要我。”1986年冬天，他站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候機廳，行李里除了書籍，只有一條在海峽拾來的鵝卵石。這塊石頭提醒他，自己曾與死亡擦肩，也提醒他有義務把學到的一切捧回大陸。

1987年，他加入北大經濟系，從講師做到教授。那時中國農村正在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材料匱乏、統(tǒng)計混亂。林毅夫帶隊跑遍河北、河南、安徽的鄉(xiāng)鎮(zhèn)，測算成本收益，提出“小投入高產出”的農業(yè)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很多村支書被他的體能驚到——別的學者只在會議室轉一圈，他卻能跟著老農扛麻袋、進豬圈。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北大掛牌，林毅夫被推舉為主任。中心每周一次閉門研討，議題從匯率雙軌制到國企激勵，討論激烈，有時深夜仍不散場。一次會議后，同行打趣：“林主任，你這股勁兒還是連長作風。”他笑著回一句：“戰(zhàn)場換了，拼命的心沒變?！?/p>

2008年，他受邀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成為世行史上第一位發(fā)展中國家出身的首席經濟學家。那一年，金融危機山雨欲來，林毅夫在華盛頓總部的走廊里奔波，為眾多新興經濟體設計應對方案。西方媒體驚嘆，一位來自兩岸對峙前線的“游泳者”，正定義全球發(fā)展議程。

遺憾無法完全被時光撫平。1996年，母親病逝，林毅夫只得在北京故宮角樓為母親遙設靈堂，對著東南方向叩首三次。2002年，父親長眠，他仍被拒絕入臺。電話那端傳來家屬的哽咽，他沉默許久，只說一句：“請?zhí)嫖野鸭议T口的那棵龍眼樹照顧好。”隨即掛斷。

如今，70歲的林毅夫仍堅持在北大開課，他的課堂往往爆滿。有人問他還在乎“叛逃”這頂帽子嗎？他淡淡地答：“海水那么冷，我已經把很多東西留在那里了。”語氣平靜，卻聽得出血脈相連的深情。他清楚，那趟驚心動魄的夜泳不僅改變個人命運，也讓中國多了一位篤信發(fā)展經濟學的實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