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至8月，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八中全會，最初旨在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卻因彭德懷的一封“萬言書”風云突變。會議后期轉向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最終認定彭德懷、黃克誠等人組成“反黨集團”，一批與彭德懷關聯密切或曾發(fā)表不同意見的將領被撤銷職務。這場政治風暴中的撤職事件，并非單純的個人恩怨，而是特定歷史背景下黨內路線分歧與權力博弈的集中體現。

作為當時的國防部長、開國元帥，彭德懷是此次撤職事件的核心人物。1959年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下一封3700余字的信，直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提出“浮夸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尖銳批評，希望會議能深入總結教訓。這封被后世稱為“萬言書”的信件，被毛澤東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向黨進攻，妄圖篡黨奪權的綱領” 。

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fā)表講話，指責彭德懷的信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對黨的進攻。隨后，會議氣氛急轉直下，對彭德懷的批判全面展開，批判者不僅駁斥其對“三面紅旗”的質疑，還翻出“歷史舊賬”，將長征、百團大戰(zhàn)、抗美援朝等時期的工作歪曲為“一貫反對毛主席”，甚至無中生有扣上“里通外國”的罪名——因彭德懷會前曾出訪蘇聯，便被指控“從國外取經回來反對黨中央” 。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通過《關于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正式撤銷其國防部長職務，保留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職務“以觀后效”。這位曾被毛澤東贊為“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元帥，從此告別軍隊核心領導崗位，搬出中南海，此后長期遭受批判與審查 。

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的黃克誠，是最早被劃入“反黨集團”的核心成員。他與彭德懷長期共事，私交深厚，且在會議期間公開表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認為其信件“反映了實際情況，提意見的精神是好的” 。這一表態(tài)使其成為批判的重點目標。

在廬山會議及后續(xù)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黃克誠被指控“緊跟彭德懷，參與反黨活動”，批判者刻意放大他與彭德懷的工作關聯，將其定性為“反黨集團的重要骨干” 。盡管黃克誠多次解釋自己的觀點是基于實際調查的獨立判斷，并非盲從彭德懷，但在“劃清界限”的政治壓力下，其申辯未被采納。

會議最終決定撤銷黃克誠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職務，同樣保留中央委員資格“以觀后效” 。他的撤職不僅因其政治立場，更因其作為軍隊核心參謀人員，被認為可能影響“總路線”在軍隊的貫徹，成為路線斗爭的犧牲品。

除彭、黃二人外，四位與彭、黃有工作交集或曾發(fā)表不同意見的將領，因“牽連”被撤銷職務，構成了此次罷官風暴的重要組成部分。

時任副總參謀長兼沈陽軍區(qū)司令員的鄧華，曾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接替彭德懷擔任志愿軍司令員，與彭德懷合作密切。廬山會議期間，他在小組發(fā)言中表示同意彭德懷信中的部分觀點，認為“大躍進”確實存在指標過高、浮夸風等問題。這一表態(tài)被認定為“參與反黨活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遭到重點批判，批判者將其與彭德懷的工作關聯歪曲為“政治依附”，指控其“反黨反毛主席”。最終，鄧華被撤銷所有軍內職務，貶至四川省擔任副省長，脫離軍隊系統(tǒng) 。

時任總后勤部部長的洪學智，因與黃克誠長期共事、關系密切，且在批判彭、黃時“揭發(fā)不力”，拒絕按照會議要求“上綱上線”指控二人，被定性為“包庇反黨分子”。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被批判為“彭、黃反黨集團在后勤系統(tǒng)的代理人”，隨后被撤銷總后勤部部長職務，調離北京，赴吉林省擔任機械工業(yè)局局長 。

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兼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的萬毅，是此次事件中被處理較重的將領之一。他在會議發(fā)言中明確表示：“彭德懷同志把自己考慮到的問題提出來，對于此次會議深入討論有推動作用，精神是好的”。這句表態(tài)被視為“公開支持反黨分子”，成為其核心罪狀。批判期間，甚至出現“西安事變時交黨員名單”這類無中生有的指控——而事實上，西安事變時萬毅尚未入黨。最終，他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迫離開軍隊，赴陜西省擔任省建委副主任，后改任林業(yè)廳副廳長，長達8年脫離核心工作崗位 。

時任北京軍區(qū)參謀長的鐘偉，因與黃克誠有舊交，且在會議中拒絕附和對黃克誠的批判，被扣上“包庇黃克誠”的罪名 。這位以作戰(zhàn)勇猛著稱的將領，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遭到集中揭發(fā)批判，最終被撤銷軍內職務，調離軍隊系統(tǒng)。

這些將領被撤職的直接導火索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批評或對批評者的支持，但深層原因在于當時黨內對“左”的錯誤認識不足，以及將黨內分歧上升為階級斗爭的政治導向。

毛澤東認為“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彭德懷的批評被視為對黨的領導的挑戰(zhàn)，而支持或同情彭德懷的將領，則被認定為“反黨集團”的同謀或追隨者。會議將黨內路線分歧定性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死斗爭”，提出“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為大規(guī)模撤銷職務提供了政治依據。

此外，軍隊內部的權力調整也成為重要推手。林彪在會議期間積極批判彭德懷，會后接替國防部長職務，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被撤職的將領多為彭德懷的舊部或工作伙伴，其職務空缺為林彪派系的人員調整創(chuàng)造了空間 。這種權力格局的變動，使得撤職事件不僅是路線斗爭的結果，也帶有明顯的權力洗牌色彩。

廬山會議后，這些將領的撤職引發(fā)連鎖反應，“反右傾”斗爭在全軍乃至全國展開，300多萬干部黨員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黨內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 。

直到1978年后，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些被錯誤撤職的將領才陸續(xù)得到平反，恢復名譽與待遇。這場發(fā)生在60余年前的罷官風暴，不僅改變了多位將領的人生軌跡，更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深刻的教訓，警示著黨內民主與實事求是原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