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秋末的東京，橫濱港的風里夾雜著特殊的氣息。剛剛經(jīng)歷戊戌變法失敗的康有為，被日本政要犬養(yǎng)毅接至東京，禮遇有加。孫中山也在日本活動，兩位同樣懷抱救國之志的廣東人，卻在日本的精心安排下始終無法真正合作。

日本政府表面熱情好客，背后卻藏著精密算計：通過扶持中國政治精英，影響未來中國走向。無論是康有為的?；逝蛇€是孫中山的革命派，在日本人眼中都只是實現(xiàn)野心的棋子。

趙老師顫抖地在黑板上寫下“我是中國人”五個大字，哽咽道：“今天也是我們的‘最后一課’，從現(xiàn)在起，我們也是亡國奴了?！?/p>

這所學校之后停課，直到偽滿洲國成立才復學。但學生們再也沒見到趙老師——據(jù)說他參加了抗日隊伍。日偽當局很快焚毀原有教材，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燒中國課本650余萬冊。取而代之的是宣揚“日滿親善”“王道樂土”的奴化教材。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后，迅速頒布《出版法》，禁止出版反對日偽政權(quán)、反抗殖民統(tǒng)治的愛國讀物。1934年又出臺《電影管理及實施細則》，將電影納入殖民統(tǒng)治工具。

日偽當局將日語列為“國語”，強制學生學習。偽滿時期就讀于吉林第二國民高等學校的徐德源回憶：“從我上小學三年級起，學校就開設(shè)了日語課，每天放學前老師在黑板上寫一段日語，要求我們必須抄錄下來背誦。”

更險惡的是矢野仁一炮制的“滿蒙非中國論”，完全割裂中國東北、蒙古高原與中原腹地的歷史聯(lián)系。這些理論為“偽滿洲國”等傀儡政權(quán)制造“法理”依據(jù)，是赤裸裸的學術(shù)侵略。

歷史學家顧頡剛1939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從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國必先攫奪滿蒙，便硬造出‘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析出邊疆于‘本部’之外，拿來欺騙中國及世界人士?！?/p>

日本對華認知戰(zhàn)的重要一環(huán)，是對中國政治精英進行分化拉攏。

甲午戰(zhàn)后，日本政府認為清朝多則三十年、少則十年必會亡國，于是積極尋找培養(yǎng)下屆政府的代理人。在這個背景下，廣州起義失敗后的孫中山于1896年來到日本，得到日本朝野歡迎。

戊戌政變失敗后，康有為逃往日本，受到更高規(guī)格的接待。在日本人看來，康有為更加“奇貨可居”——他名氣大，影響力廣，是最能影響光緒皇帝的人。日本認為幫助康有為支持光緒復辟，比支持孫中山建立新政府更容易掌控中國。

日本政客犬養(yǎng)毅等人極力撮合孫中山與康有為合作，但兩人理念迥異。康有為以光緒帝在海外的代言人自居，稱孫中山是“欽犯”，拒絕見面。孫中山數(shù)次登門拜訪，均被拒絕。

康有為的選擇也受到革命黨內(nèi)部分歧的影響。當時革命黨分裂為“孫派”和“楊派”，康有為選擇了由香港中上層人物組成、實力更強的“楊派”，而非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孫中山。

日本對華認知戰(zhàn)的重要手段是輿論操縱與媒體收買，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至今。

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輿論欺騙達到高峰。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日本謊稱爆炸系“南方國民政府便衣隊員”所為。1931年，日本利用《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捏造“萬寶山事件”。

日本關(guān)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后，反而誣陷中國軍隊，《盛京時報》更不顧事實真相，大肆為日軍傳播謊言，將責任推給中國。

南京大屠殺發(fā)生后，日本通過隨軍記者散布不實報道，并收買西方媒體記者掩蓋真相。同時嚴格限制西方記者進入南京，阻斷信息來源。

這種輿論操縱術(shù)至今仍被日本右翼勢力沿用。2010年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相撞事件后，日本外務(wù)省立即召開記者會強調(diào)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lǐng)土”，主流媒體緊隨其后渲染反華情緒。

日本百年前的對華認知戰(zhàn)，今天看來依然令人心驚。其核心手段——分化精英、扭曲歷史、操控輿論，依然具有現(xiàn)實警示意義。

年輕人更需要培養(yǎng)歷史辨別力。日本殖民臺灣時期，推行日語教育，淡化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但臺灣愛國同胞始終沒有放棄抗爭，不少人在“七七”事變后橫渡海峽，加入大陸抗日斗爭。

日本對華認知戰(zhàn)的手腕早已被老一輩中國人識破。在偽滿洲國，學生們表面服從，私下卻把日偽“國歌”歌詞“天地內(nèi)，有了新滿洲”改唱為“籠屜內(nèi)，有了大饅頭”；將“大日本帝國萬歲”改呼為“大日本帝國完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