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春的一個夜晚，北京城的冷風還帶著幾分硬勁。中南海燈火未歇，毛主席批閱文件至深夜，窗外偶有衛(wèi)士腳步聲，很輕。間隙里，他順手抄起桌上一封家書——是李敏寫來的，她在信里抱怨數(shù)學太難、作業(yè)太多。毛主席看完，只提筆寫了五個字：“難？就啃它�！睕]有多余訓誡，也沒有一句安慰，這種平常而又鋒利的做法，后來成了他教育子女的底色。

三年后，1956年秋，黃昏。毛主席和警衛(wèi)員在院中散步，枯葉被鞋底踩得咔咔作響。話題從糧食收購扯到青年教育，忽然停頓。他轉(zhuǎn)頭問一句：“依你看，是李敏好呢，還是李訥好？” “主席，在我眼里，她們都不差�！毙l(wèi)士脫口而出。 “都不差？”毛主席笑，搖頭，“我看還不如你們能吃苦，吃得苦中苦方有出息。”

那位衛(wèi)士后來回憶，自己當時被問得發(fā)懵，卻瞬間體會到一種隱含的標準——吃苦。毛主席并非比較女兒的成績，而是衡量她們的抗挫折能力。對高干子弟的優(yōu)越感，他始終保持警惕，甚至在細節(jié)上格外苛刻。

同年冬天，北京師大附中新學期報到，按規(guī)定要寫家長姓名。帶隊的王鶴濱有些猶豫，文件上若出現(xiàn)“毛澤東”三個字，孩子的身份就暴露了。王鶴濱把表格拿回，毛主席聽完情況，頭也不抬：“寫你的名�！庇谑恰巴醢职帧痹诘怯洷砩险匠霈F(xiàn)。李敏、李訥在校園里，既沒有警衛(wèi)跟班，也不許在宿舍擺“特供”用品，連信封都用學校統(tǒng)一印制的普通紙。

有意思的是，李敏那陣子想去上海看母親賀子珍，開口就問爸爸：“這么遠，能不能派個人陪？”毛主席淡淡一句：“買票，一個人走�！崩蠲粜睦锎蚬�，最終還是拖著行李上了南下列車。車廂顛簸，她被迫自己找座、看行李、對車票。多年后談起這段經(jīng)歷，李敏直言：“那趟車把我從‘領(lǐng)袖女兒’搖成了普通旅客。”這正中父親的用意。

滑冰的故事同樣經(jīng)典。第一次上冰，姐妹倆摔得東倒西歪，棉褲上全是冰漬。毛主席站在場邊，雙手背后，只說了一句要求：“沒滿時間，不準出場�！崩钤G最后疼得直掉淚，可仍咬著牙繼續(xù)。第二周再去，摔跤次數(shù)明顯減少。李敏后來感慨：“爸爸不是非要我們成運動健將，他要訓練的是意志。”

經(jīng)濟困難年代，中央首長的伙食標準也壓了下去，更別提孩子。周末李訥回家，四菜一湯外加兩只半白饅頭，已經(jīng)算豐盛，她卻仍吃得狼吞虎咽。工作人員忍不住提議給孩子加點雞蛋，毛主席擺手：“規(guī)定里沒有的，就別加。她吃的，跟全國老百姓差不多�！痹捯袈湎拢妥李D時安靜。有人形容，那一刻能聽見筷子碰碗的脆響。

生病住院同理。李訥曾因闌尾炎需要手術(shù)，住院手續(xù)上寫的是“沈娟”，身份備注——工人家屬。醫(yī)護不知真相，用的病房、藥品都是普通標準。術(shù)后李訥疼得直冒汗，醫(yī)生建議換成進口止痛劑，被隨行人員婉拒：“家屬有交代，按普通用藥�！泵飨髞磉^問恢復情況，只說一句：“孩子能挺過去�！�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允許子女在公共場合擠進自己身邊。一次外出參觀，李敏不覺走到父親右側(cè)，把負責保衛(wèi)的工作人員頂?shù)搅撕笈拧Ｃ飨瘋?cè)目兩次，沒開口。李敏卻察覺異樣，連忙退后一步�；氐杰嚿希泡p聲告誡：“那是他的崗位，他要是離開就失職�！苯虒Ш喍蹋瑓s把規(guī)矩刻進了孩子心里。

在毛主席看來，家庭和公職并非對立，而是兩種角色。他對女兒說：“學生就像新兵，先站好隊，別打旗號�！睂Π肚鄤t說：“翻譯工作做好，比提名字管用�！边@些話語無甚修辭，卻讓孩子明白靠身份吃飯是條死胡同。

有人問過李敏：“父親到底偏向誰？”她笑答：“他只偏向原則�！崩钤G則說：“爸爸讓我們記住一點——不能給他添麻煩，更不能給黨添負擔。”兩句樸素回答，恰好呼應(yīng)當年那場散步的提問。

1956年的院落已成舊影，落葉早換成新枝。李敏后來成為俄語翻譯，李訥投身新聞與檔案工作，她們都沒離開普通職員序列。多少年過去，那句“依你看，是李敏好呢，還是李訥好？”成了家族里時常被提起的玩笑，卻也提醒著后輩：評判優(yōu)劣的，不是姓氏，而是能否“啃得動那塊硬骨頭”。